忆中国佛教协会谦和宽厚的正果法师

编者按：适逢正果法师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为了更好的纪念这位为世人所景仰的法师，曾在中国佛教协会工作三十余年的魏承彦老师，以亲近法师的切身经历和其记忆犹新的法师的感人事迹，用口述、回忆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怎样才是一位爱国爱教、品德至上的高僧大德。

正果法师于1913年7月24日，生于四川省自贡市自井县大山铺石子岭张姓盐商家中，取名“子君”。1930年，于新都宝光寺班首僧广渠老和尚座下剃度。1933年，前往成都文殊院受具足戒，得戒和尚为法光（道悟）老和尚。1935年入重庆华岩寺天台教理院学习，翌年考入北碚汉藏教理院，依止法尊法师。1942年从专修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45年升任教务长，后兼任代理院长。1950年到北京菩提学会，从事教研工作。1956年中国佛学院创办，担任主讲，后升任教务主任。1980年中国佛学院恢复，任副院长。此后，法师历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北京广济寺方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重要职务，于1987年11月20日圆寂于北京广济寺。
正果法师作为中国佛教界的一代宗师，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弘法利生、佛学研究和佛教教育事业，为佛教界造就了一批弘法人才。法师一生戒行精严，诲人不倦，爱国爱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关怀后进，爱护人才；不谋私利，身无长物，律己甚严。

回忆录内容：
1979年初，我入住广济寺后，与住在寺内西方丈室的正果法师几乎天天见面。有时在食堂打饭碰到了，有时在寺内散步遇见了。他身材较高，为人谦和，见面时总是点头打招呼，带着微笑。这只是一般的交往，正式的来往是在1979年的下半年。那时候赵朴老正积极准备恢复被“十年浩劫”破坏了的中国佛教协会。初步打算成立研究组、国际组、办公室等机构。
有一天，赵朴老找我谈话，再三要我担任研究组的副组长。我内心不想做这件事，再三推辞，因为当时我并不懂得佛法，很难做好工作。但经朴老多次提出，我也就勉强答应了。朴老还告诉我：“研究组的组长是正果法师。他佛学基础很扎实，汉、藏两大语系的佛教都懂。过去担任过汉藏教理院的教务主任，后来还担任过中国佛学院的教务主任，也在那里讲课。业务上的事他多负点责，你可以去找找他，跟他商量一下怎样开展工作。”
有关正果法师的经历，我也听佛协的同事介绍过。正果法师是四川自贡人，十九岁就出家了。先在天台教理院学“天台教观”，后在太虚大师创办的汉藏教理院学过四年本科、二年的研究生，他是经过多年佛教的正规教育培养出来的一位高僧，研究过天台宗、唯识宗和禅宗等教义。
过了几天，我就拿着朴老介绍我的一张条子，推开广济寺西方丈室的门。当时西方丈左室住着法尊法师，右室住的是正果法师。两室面积都不超过十五平米。我一抬头，只见住在右室的正果法师正坐在禅椅上盘腿读经，十分专注。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就把朴老的条子交给他，并主动介绍了一下自己，互相简单地聊了一会。谈话当中我就请示他，研究组的工作怎么做？他很客气地让我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然后倒了一杯水，很平和地讲：“研究组的成员都是佛学造诣很高的出家人和居士，平时请他们自己研究，有事情可以去找他们，请他们参与帮助”。他又说：“我的工作比较忙，经常要接待外宾，研究组的事你先征求一下会里老人的意见，看看他们有什么好主意，要多向赵朴老请示，有什么问题找我。”
过了一两天，我找到一个跟正果法师很熟悉的胡继欧居士。她在佛协多年，人很热心，佛学有相当根底。她告诉我，佛协有两个宝：一个是《世界佛教百科全书》中国卷的文稿，另外一个就是《房山石经》。房山石经是文革以前发掘出来的，存有几万张拓片，但拓片没有经过人整理，整理以后就可以出版。
我将这个情况汇报给正果法师。他说：“胡居士说的两个宝，确实有这个事情。《世界佛教百科全书》大概是五十年代斯里兰卡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佛圆寂两千五百周年而编纂的。他们对中国佛教部分不熟悉，就请周总理帮忙找中国佛教学者编写。周总理答应这件事情以后，就请赵朴老具体办理。赵朴老根据总理指示，邀请了全国著名的佛教学者编写中国佛教条目，并请一些英文专家翻译，不断送给斯里兰卡。听说这些文稿底稿还在佛协，你可以请佛协老人找一找，然后整理出版，在佛教界内部流通。《房山石经》确实也是一个宝，从隋代开始刻，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听说里面还有一些《大藏经》里没有收进去的佛教经典。这方面我没有研究，你可以请教林子青居士，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再请示朴老怎么办。”
我将这两件事情向朴老汇报，老人家很高兴，非常赞成办好这两件事情。但是他说，《世界佛教百科全书》中文条目都是“文革”前请学者撰写的，已经十多年了，现在要出版，恐怕得请老法师和老居士再复核一遍，看看有没有问题。若要出版，最好是请出版社公开出。他又说，《房山石经》拓片过去整理过一部分，“文革”中停下来了，现在可以找人继续整理。之后，我在朴老直接领导下，和正果法师一起确定，房山石经拓片的整理由任杰、刘丰、胡继欧等居士负责。《佛教百科全书》的稿子请明真法师、林子青居士等审核。
这两件事情确定以后，我碰到正果法师，老人家高兴地说：“这两件事抓得对，这一阶段先把这两件事抓起来”。虽然他工作很忙，自己也认真地审核了《佛教百科全书》中国卷的一些条目。我的印象中，这些中国佛教条目大概有四百多篇，两百多万字，后来是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定名为《中国佛教》，一共五册。头一册的具体编辑工作由净慧法师和王新居士负责，以后几册由王新居士负责。
对佛教界来说，《中国佛教》的公开出版是一件大事。因为1949年以后，佛教界极少出版新撰的佛教书籍，所出的也仅在内部刊印流通，而此书是第一次由佛教界自行编辑、公开出版的一部佛学著作。作者大多深入经藏，引经据典，学风严谨，学术价值颇高。
除了出版此书外，当时研究组在朴老和正果法师领导下，还出版了一些内部流通的专著。第一部是法尊法师翻译的藏传佛教名著《释量论》。当我和净慧法师一起到广济寺西方丈室，将新出版的书送给法尊法师时，老法师手捧新书，激动地说：“想不到这本译稿还能出版！”我们与法尊法师说话时，正果法师亦在座。他一直站在老法师身边，毕恭毕敬微笑着，不说话。之后，我发现正果法师经常给法尊法师倒洗脸水、洗脚水，到食堂打饭，他总是打两份，另一份是给法尊法师的。有一次，我与正果法师闲聊时，好奇地问他：“听说法尊法师教过您老？”他谦和地笑着说：“有这事，他教过我，在四川汉藏教理院我依他学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和《俱舍论》。抗战胜利后，法尊法师主持过汉藏教理院，我是教务主任；在菩提学会，我们又一起翻译藏文经典，他是我的老师，又是同事”。那时，法尊法师80多岁，正果法师也古稀之年了。一位老人对另一位老人时时执弟子礼，还时时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实是难能可贵，十分罕见。可见正果法师始终坚持尊师重道的中国传统美德，其人品、境界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释量论》刊印后，净慧法师告诉我（当时，我们都在研究组工作）：“正果法师有一本文稿叫《禅宗大意》，也可以出版”。我们请示赵朴老以后，就把这本文稿印出来并在佛教界内部流通。新书一出来，我和净慧法师立即拿了几本送给正果法师。那个时候法尊法师已经圆寂，正果法师一人住在西方丈。我们推开西方丈的门，看到他还是盘腿坐在那里读经。我的印象当中正果法师平常都是盘腿的，盘腿跟人说话，盘腿打坐，盘腿读经。他说话很平和，很谦逊，从来没有一点大法师架子。因他常盘腿，我这个外行人感觉到，这位老法师禅定功夫一定不简单。但是当我问他的功夫时，他淡淡地说：“我没有什么功夫，仅仅是年青时练过一点打坐。你要学禅定还是要看经典。”
当我们把《禅宗大意》送给法师的时候，法师非常高兴。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说：“啊呀，现在出书可不容易！你们一定费了不少心吧？”又对我说：“你不是问过我怎么样修禅定吗？我没有什么功夫，你可以翻翻这本小册子，作为参考。这里边多数都是佛陀和祖师大德的话，我的话很少。佛陀说的‘置心一处，无事不办’八个字，你要特别注意。学修禅定，一定要把心集中到一点上，不可有杂念。最方便的是集中心念，观察呼吸。”
我仔细读了这本《禅宗大意》。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印刷不精美，纸张也很粗糙，但是内容很丰富，讲到了禅宗的历史、历代祖师（特别是六祖慧能）、基本教义、禅宗的修法等。确实像正果法师说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引经据典，都是有根据的。这是老一辈法师著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们对弘扬佛法这件大事十分严肃认真，讲话、写文章都很谨慎，都以经典为根据，不是按自己的意思随意发挥。
我们在跟正果法师聊天的时候，还问他：“您老还有没有其它著作？现在我们内部可以出版一些书”。所谓内部出版，只要报朴老批准，到国务院宗教局备案，然后找一个印刷厂印刷，就可以在寺院里内部流通，比过去方便多了。正果法师告诉我们：“啊呀，我过去还有一本，叫《辩了义不了义论讲义》，是一本分析佛经中了义和不了义的讲稿。论是宗喀巴大师写的，由法尊法师翻译，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进行注释讲解。可惜底本在‘文革’当中丢失了。如果你们能找到一本，也可以出。”当时净慧法师说：“我听说过您老有这么一本书，还在佛学院讲过，可惜我手头也没有留下一本。”净慧法师“文革”以前曾在中国佛学院学修过。他很用功，很注意收藏当时老法师们的一些讲义，但后来他经历坎坷，东奔西跑，以致于正果法师这本重要讲义也找不到了，很是可惜。出版《禅宗大意》两年以后，有一次我去正果法师那里聊天，他拿出一些居士供养的糖果、点心叫我吃。他待人就是这样，你去找他，他一定给你倒茶，让你坐好，拿出那些东西让你吃，非常和蔼，非常亲切。这次，他特地从书柜里头拿出一本他写的《佛教基本知识》送我，并告诉我：“这是我为中国佛学院编述的一本讲义。福建的佛教徒提出要重印。说“文革”后，许多佛教信徒想学习佛法，但没有合适的书可读，重印这本书，对学习教义和个人修持会有好处。至于印刷经费，由福建佛协筹措，我就答应了。本来想重印前修改、补充，可我工作繁忙，旧病复发，没精力了。”他又谦和地说：“你拿去看一看，你不是想学佛法吗？也许对你学佛法能起一点参考作用。看了有什么问题，也请告诉我。”
我拿去后仔细地读了一下，这本书内容十分丰富，而且结构很有特点。全书分四大章，第一章讲教理，包括三宝、百法、三科、四谛、三法印、实相印等佛教知识，教理都作了简明的阐述；后三章为人天行果、声闻行果、菩萨行果，重在如何修行。跟《禅宗大意》一样，这本书大多也是根据佛经的内容和前辈大德的注释，引经据典，用的都是佛教传统的名相。看这样的书心里很踏实，有信任、尊敬之感，因为这里头大多数都是是佛典中本有的，靠得住。不像现在有一些书随便发挥，很多是作者自己的真实意，不一定就是佛陀的意思。这本书有三十多万字，内容涉及相当广泛，有的章节讲得有深度，初学不易一下看懂。这哪里是一本《佛教基本知识》？实际上是一本很有分量的《佛法概论》。这个书名，正反映了正果法师一贯的谦虚的做学问的态度。
1981年下半年，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因为十年动乱，这种会议已经十多年没开了，所以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需要进行新的研究和思考。在赵朴老的领导下，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了筹备组，正果法师也是成员之一，我当时协助做一些文字工作。筹备组成员经过讨论，决定对中国佛教协会的章程中关于中佛协的性质、任务以及与地方佛协的关系等一些问题作重大修改，并且决定由正果法师在大会上作修改佛协章程的报告，也指定我负责起草这个报告。这样，我跟正果法师又有一些交往，主要是讨论这个修改章程的报告怎么写，当然我也请示赵朴老。在研究报告当中，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正果法师为人很谦和，从来不坚持个人的意见，十分尊重别人的意见，在他那里好像一切都很好商量，因此这个报告就很容易地写成了。他看了以后很满意。我又把这个报告请赵朴老审定，朴老看了也说可以。从这一段交往当中，我感到作为一代高僧的正果法师的个性特点是谦和谨慎，平易近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和人争论，更没有看到他高声说话，总是心平气和，安详从容，他的心态确实是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清净、平和、无诤的境界。
第四次佛代会以后，正果法师担任中佛协的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广济寺方丈，兼任中国佛学院教务部主任。那个时候研究组已改成研究部，由巨赞法师出任研究部主任，我担任副主任。这样工作上跟正果法师联系不多了，但是一有时间，我还是去看他。他的话依然不多，待人还是那么谦和，笑眯眯的，总是把别人供养他的糖果给我吃，把我当成他的忘年交。
过了几年，我发现法师越来越瘦了，精神也好像一年不如一年。我听佛协的老同事讲，正果法师“文革”以前身体相当好，但是文革当中受到了严重打击，甚至被人打得头破血流。有一次，我到西方丈去看他，谈起往事。因为那个时候比较熟了，说话也就随便一些。我就问他：“法师，我听人讲，文革中你曾经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还有人劝你还俗，有没有这个事呀？”
法师笑笑，非常平静地说：“有。那个时候，跟现在大不同。广济寺被关闭了，佛像、法器被砸，我们这些人都成了牛鬼蛇神了，多次被批斗。有一次，外边的造反派把我拉到多宝殿的台阶上，就是我现在住的方丈室的前面，叫我跪在地上。我不愿意，所以他们就动手打人，打得头、脸都出了血。也确实有人劝我还俗。当时在压力下有一些人无可奈何还俗了。我没有还俗，我想佛教修持的核心是戒定慧，戒是基础，是根本。我受过具足戒，是佛的弟子，佛弟子怎么能舍戒呢？我就没有理他们。这两件事对我的信仰是不小的考验。”
法师又说：“啊呀！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现在一切都恢复正常，很好了”。说话时，他的心非常地平和宽广，好像那是遥远的过去，他不想再谈这些事了。
1985年至1987年，我看到法师确实非常繁忙，又要接待外宾，又要出国访问，还要兼佛学院的课，管广济寺的事，对来访信众开示。我看到法师人越来越瘦，病也越来越重。他曾两次在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第二次大概住了有二、三个月，但仍不见好转。法师已经预见到这一期的生命即将结束。有人劝他继续住院治疗。平日非常随和的他，这一次却坚持自己的意见，坚持要求出院，回广济寺养病。过了一两天，佛协里的其他领导都同意他出院，回寺静养。
回寺以后，他躺在西方丈室，不断地念佛。临终的时候，有一些出家和在家的佛教徒赶来助念。大概是出院的两天以后，老法师终于在念佛声中安祥地往生了，享年只有七十五岁。
我当时心里很悲痛。佛教界又失去了一位学养深厚的高僧，我个人又一次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师友。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我相信凭他过去的健康状况，活到八九十岁是不成问题的，可惜他只活到了七十五岁。我相信，凭着法师慈悲济世的心愿，他一定会乘愿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