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芸：优质的“户外教育”为何得不到重视？

一位家长把近郊房子卖了，回到市中心买学区房，为孩子读书做好准备。而我则觉得这个近郊社区相当好，孩子们有活动空间，学校也有公立私立备选，于是问他，孩子都习惯在这里玩了，去了市区，高楼林立，整天关在楼上，没地方玩怎么办，能习惯吗？家长回答，“都要上小学了，作业都做不完，哪有那么多时间玩啊！”
这位家长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作业——考试——升学”的一条龙秩序，几乎就是教育的全部。至于户外活动，那属于“玩”，“玩”这事，就是可有可无的，可以为学习让路的。
还有一些小学，由于学位紧张，一个班人数众多，麻雀学校活动空间又不足，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学校就规定课间休息时间只准呆在教室，不准去操场“玩”。
这些人为阻止孩子们获得更多户外活动机会的行为，加上如今大城市的雾霾阴影，不能不令人对这一代孩子的成长心生忧虑。“户外教育”为何如此不受重视？不谈人力短期无力改变的雾霾状况，就人的观念层面而言，恐怕也是出了问题的。
学校出于最大限度免责而禁止学生课间活动，家长也有出于安全考虑且又没时间陪伴而把孩子关在高楼大厦里的。孩子们向往的户外，变成了当代都市生活的奢侈品，他们最多只能在周末获得一点点户外活动的时间，或者通过旅游进行补偿。然而，优质的“户外教育”一定是日常的，嵌入生活里的，而不是变成某种“奖赏”或“强迫”。
一些注意到这个现象的教育专家为此对家长发问：“你的孩子是否宁可待在家上网，也不肯到户外走走？即使去了户外，还是戴着耳机听随身听？你的孩子缺乏创造力、想象力？不懂得与人分享吗？你的孩子过胖、注意力不集中或有忧郁、躁郁倾向吗？他们可能只是患了‘大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
在社会运动较为发达的美国，一位长期关切儿童户外教育的儿童户外活动权益活动家理查·洛夫（Richard Louv）就通过社会组织和保育基金的方式，发起了国际性的儿童与自然连结的运动，并长期为全美各地鼓励儿童走出户外的计划提供资金。这些经验，对中国社会而言，显得陌生而超前，然而，就中国的城市生活水平而言，这种“超前”并非经济实力方面的超前，而是观念上的抵制。
在部分学校和家长共同形成的“应试至上主义”联盟里，户外教育是没有地位的，是被严重搁置的教育议程。说服他们并不容易，或者说，即便他们希望改变目前的状况，也会搬出“升学压力”、“社会环境”这些理由，认为实现条件不支持这些奢侈的教育理念的实践。
就国家层面而言，忽视户外教育将直接降低一国国民身体素质、户外生存能力的国民实力。多项统计数据表明，新一代国民身体素质下降趋势明显。2012年，武汉、西安、南京等多所高校运动会中取消了女子3000米和男子5000米项目，引发社会关注。而原因是学生体质下降越来越明显，校方害怕发生猝死现象。
如果说多数家长都只能是功利地追随应试教育的指挥棒而走，这是他们确保孩子通过考大学实现阶层流动获得社会竞争力准入门槛的无奈之举的话，那么，国家的制度层面就应当把这根指挥棒调一调，使得即便是家长们和学校都从功利角度衡量，也重视起户外教育来。缺乏这样战略眼光的教育制度建设与改革，都不会是真正从国民幸福、国家利益考量的良善制度。
而就家长个体层面而言，应当在应试教育的夹缝中给孩子开辟出一番可能的天地来。诸如，家长们应当坚信，良好的身体素质是长远竞争力，如果让位于应试目标，恐怕是饮鸩止渴的短视之举，诸如家长们还可以观察，那些身体素质好的孩子，往往学习效率更高，心理素质更好，而这对应试这一功利目标也是有利而无害的，更别说创造力、想象力及人生长跑耐力等等方面的好处了。
文章来源：《教育家》2014年4月刊

作者简介
做过电视台编导，2006年进入《南都周刊》，成为职业记者。2008年，进入《时代周报》，任编辑。后因成绩出色成为评论部负责人。2011年1月“被休假”，3月25日被无理由解聘。2011年10月，彭晓芸加盟广州日报集团旗下的《共鸣》杂志，任编委及采编中心主任。当年12月，《共鸣》改为文摘，彭晓芸离职。目前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