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十三章——让豪宅里起战争&向左走，向右走

MM：
这个月实在没什么值得谈的，每天都在准备毕业会考，虽然足球还是照踢。也因为每天都在拼命读书，所以礼拜五发生的事情就更稀奇了。那天中午，整个十到十三年级的班都被叫到会议厅去集合。我到了会议厅，看见校长已经拿着麦克风站在前面。我们都很惊讶，一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才会有这样的阵仗。你也知道，德国学校一般是没有集会的，什么朝会、周会、升旗降旗、开学或结业什么的，都没有。
大家坐定了以后，校长就开始解释：我们高中部的一个学生会干部──就叫他约翰吧──被几个陌生人围殴受伤，我们学校绝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呼吁所有的同学团结一致，谴责暴力，并且给被打伤的同学精神支持。
好了，大家都很震动啊。但是紧接着“流言”就开始了，而且“流言”还得到证实：打约翰的是本校学生，但所谓“围殴”，其实是一小撮人围着他理论，打了他一个耳光，只是这样。
学校召集我们，想培养一个团结互爱的气氛，但是真相一出来，很多人，包括我，都觉得超级反感。搞什么呀，我们是毕业班的学生，正在上一堂重点课，中断讲课，就为一个学生被人打了一个巴掌？
MM可能会觉得，嘿，安德烈，你怎么这么不讲道义，缺同情心，你应该支持那个被打的学生啊。
我只能告诉你，MM，我在这所中学九年了，这件事在我和我的朋友心目中，是个笑话。克伦堡中学是一个典型的富裕的郊区中学，平常安安静静的，但是我也不是没见过学生拿着小刀追赶，也不是没见过学生抓着棒球棒打混架，学校当局也知道，但是从来没管过。怎么这一回，突然这么“积极”啊？
看我能不能跟你说清楚。德国中学分成三类，你知道的，“主干中学”（五年级到九年级），是最基本的国民基础教育，学生毕业之后通常只能开卡车、收垃圾、做码头工人等等，甚至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实业中学”（五年级到十年级），主要是职业教育，培养各种工匠技师，从面包师、木匠锁匠到办公室小职员，都是这里出来的；然后是Gymnasium“完全中学”（五年级到十三年级），等于是大学的先修班，培养将来的学术菁英。我们的学校是一种综合中学，三类都在一个校园里。
我所看见的打架，基本上都发生在“主干中学”的班里，这些学生很多来自低薪家庭，多半是新移民──来自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有很多适应的困难，所以很多学生也来自问题家庭。好，你现在明白我的反感了吧？为什么那些学生拿刀子追杀的时候，你不在乎，“完全中学”的学生被打了一个耳光，你就突然这么紧张，这么郑重？
年轻人起冲突是常有的事，但我还真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正经八百告到学校去。我不敢说我懂“江湖”，但是我相信我知道怎么跟“那些人”打交道，甚至交朋友。“那些人”并不都是流氓。事实上，穆斯林是不喝酒，不嗑药的。他们只是跟中产阶级德国人有很不一样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于什么叫“尊敬”或者“荣誉”。他们可能表现出比较强的攻击性，但主要的问题在于，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认同。
我认识这个被打的约翰，家里很有钱，是那种很幼稚、胆小怕事的人，观念完全是有钱的中产阶级极端保守的价值观。我的意思是说，他就是那种绝不会晚上溜出去会朋友，而且动不动就“我妈妈说”的年轻人，活在一个“白面包”世界里，根本不知道真实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但是后来的发展才真叫我火大。学校网页上有个学生论坛，很多同学上网讨论这个“约翰事件”。有一个“安妮”女生这样写：
我们学校越来越沉沦，越低级了，变成一个暴徒、无产阶级、白疑横行的地方。如果再这样下去，我认为我们学校将来收学生时，应该要先看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社会阶级，再决定他够不够资格进来。我真的无法以学校为荣了，“那种”学生越来越多…
太荒谬了，MM，我并不赞成暴力行为，我承认绝大部分的打架都发生在“主干中学”，我也承认大部分的“主干中学”学生来自所谓“下层社会”而“下层社会”问题真的很多，但是我无法接受学校把这些学生拿来做问题的scapegoat，代罪羔羊。我更没法忍受这种典型的私立学校菁英思维，势利，傲慢，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自己“出身”好，国家就是他的。
你知道我怎么回应那个“安妮”吗？只写了一句话：
“让木屋里有和平，让豪宅里起战争！”

安德烈



地平线有多远

安德烈：
台湾式新闻
很久没回台北了。昨天回来，就专心地看了一个多小时电视新闻。那一个多小时之中，四、五个新闻频道转来转去播报的都是一样的新闻内容，我综合给你听：
1. 天气很冷，从来不下雪的地方也下雪了。人们成群结队地上山去看雪。但是因为不熟悉雪所以衣服穿得太薄，于是山村里的小诊所就挤满了感冒的病患。有四十六个人因为天冷而病发死亡。
2. 半夜里地震，强度五点九。（是，确实摇得厉害，我被摇醒了，在黑暗中，在棉被里，等候，然后再睡）。电视报导得很长，镜头有：一，超市里的东西掉下来了。二，狗啊、鹿啊，牛啊，老鼠啊，都有预感似的好像很不安。三，有人有特异功能，预测了地震会来，但是预测日期错了。四，医院里护士被地震吓得哭了。五，有人抱着棉被逃出房子，带着肥猪扑满。
3. 有个小偷在偷东西，刚好碰上地震，摔了下来，被逮个正着。小偷偷不到东西是“歹运”象徵，所以他手里还抓着一条女人的内裤。
4. 天气冷，人们洗热水澡，七个人被一氧化碳毒死了。镜头：尸体被抬出来。
5. 宾馆里发现两具尸体。
6. 一辆汽车冲进菜市场，撞伤了十来个人。
7. 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被她的祖母放在猪圈里养了两年。
8. 一个立法委员结婚，几个政治人物去吃饭，他们坐在哪一个位置，有没有和彼此讲话。
9. 街上有游行示威，反对中共制订“反分裂法”。镜头：老人晕倒，小孩啼哭，绑了蝴蝶结的可爱小狗儿们扑来扑去。
10. 媒体采访北京的两会，记者们跑步进入会场，摔倒了。
11. 灯节的灯熄了。
好了，这就是二零零五年三月六日台湾的新闻内容。北京的两会气氛究竟怎么样？香港的特首下台、政制改变的事有何发展？国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一件也没听见。只好上网，然后才知道：
叙利亚提议要逐步从黎巴嫩撤兵，伊朗声言要继续发展核武，好不容易被抢救释放却又被美军枪击的义大利女记者认为美军是蓄意射杀，联合国发表新的报告，估计二零二五年非洲可能有八千九百万艾滋病患者，北刚果的部落屠杀进行中，莫尔多瓦今天国会大选，但是反对派指控现任总统垄断媒体，做“置入性行销”，而且用警察对付反对党，是最独裁的民主……
有一个消息，使我眼睛一亮：南美洲的乌拉圭新总统华兹奎兹宣誓就职。
这有什么稀奇，你说？

左眼看世界
是蛮稀奇的，安德烈。这个新总统是个社会主义者。在乌拉圭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左派当政。而主持宣誓的国会议长，穆吉卡，在六十年代竟是Tupamaro游击队反抗运动的创始人。为了消灭他的游击队，一九七二年乌拉圭开始让军人掌政，固然消灭了游击队，也为乌拉圭带来十三年的军事独裁，被杀害被凌虐或失踪的人不计其数。穆吉卡也是曾在监狱里被凌虐的反叛份子。
我读到这类的消息，感触是比较深的，安德烈。你是否看见两个现象：在乌拉圭，恐怖的军事独裁结束二十年后，革命家和叛乱者变成了执政者。在本来属于苏联集团的莫尔多瓦，一党专政走向了民主选举。时代，似乎真是进步了，不是吗？
可是你发现，莫尔多瓦的掌权者事实上仍是***，只不过，这个***是透过民主的选举形式产生出来的。在形式的后面，有媒体的操弄、权力的恐吓、资源的独占垄断，一切以民主合法的“形式”进行。至于乌拉圭，革命家、改革家、理想主义者一旦掌权，会变出什么面目？从台湾的经验来说，我没有信心。在台湾看到太多堕落的英雄、虚假的民主斗士、轻易让权力腐蚀人格破产的改革者和革命家。中共的历史就更不堪了。
华兹奎兹是个左派──你说“左”是什么意思？
法国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实在不小。法国大革命不只给了欧洲革命的营养，也给了我们“左”和“右”的概念。你们初中课程里就有政治学，一定知道这“左”和“右”的语词来源。法国在大革命期间的国会里，支持王权和贵族的人坐在右边，主张改革的坐在左边。调皮的法国人随便坐坐，就影响了全世界到今天。好玩的是，当初坐在左边的法国人，事实上大多是资产阶级，反对的是王权和贵族，支持的是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正是今天的某些“左”派所视为毒蛇猛兽的东西。
柏林有个新的左派杂志在今年二月出版了，杂志就叫“反柏林”──我刚把网页传给华飞看。我想象，如果在北京出个杂志叫“反北京”或“反中国”？可能有人要被逮捕。那么在台北出个杂志叫“反台湾”？在香港出版“反香港”？可能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反柏林”杂志和许多左派刊物一样，对许多议题进行大批判，号召读者各地串连，参与示威：三月十九日，请大家到布鲁塞尔聚集示威游行，欧盟高峰会议在那里举行；五月八日是欧战结束六十周年，请大家到柏林聚集，反制右派份子的游行；七月，请大家赶到苏格兰，八个工业国高峰会议将在那里举行……
左派号召群众在五月八日到柏林去纪念欧战结束六十年，有几条蛮动人的标语：
苏联抵抗纳粹的战线有两千公里长，牺牲了两千万人的生命──我们感谢苏联红军的英勇。
我们感谢所有的地下抵抗者。
我们哀悼所有法西斯和战争的被害者。
我们要求所有被纳粹强徵的劳工得到赔偿。
这其实不再是“左派”理念，它已经成为德国的主流观点。在日本，对比就很尖锐了。也是“终战”六十周年，曾经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连一个道歉都还没得到。日本明显地缺乏一只看世界的“左眼”。
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你知道吗？我们说的“左”，在他们是“右”，他们说“右”，其实接近我们的“左”；应该是最“左”的共产主义，今天最“右”，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所以跟中国人说话，你要特别注意语汇的“鱼目混珠”。
华飞看完了“反柏林”，长长的腿晃过来说，“哇，受不了！这么左的杂志。”我就问他，“那你是什么？”他说，“中间。因为极左跟极右，像站在一个圆圈上，看起来像是往两个相反方向走，事实上，最后会碰头。一样恐怖嘛。”
我很惊奇地看着这小鬼。

理想主义之不可靠
你对“安妮”的阶级意识和菁英思维反感，大概有资格被归到“左”的光谱里去。我随便在辞典里找出一条对“左”的定义，就是：主张平等，强调社会公义，譬如工人权益或者工会权利；比较关切穷人和弱势的处境，反对民族主义，反对阶级和威权，与传统文化保持距离，对特权和资产阶级充满怀疑。“左”派倾向用“进步”来描绘自己。
如果在一条直线上，你一定要我“选边站”──站在中间“偏左”还是“偏右”的位置，我万不得已会选择“左”。说“万不得已”是因为，老天，如果说我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二十世纪教了我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不要无条件地相信理想主义者，除非他们已经经过了权力的测试。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过权力测试而自我信心满满、道德姿态高昂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不可靠的。从***到眼前台湾政坛上的得意混混，哎，太多了。
我曾经跟德国有名的女性主义作家爱丽斯·许华泽谈到这个题目，我说，台湾那么多“得意混混”，是因为我们的民主太年轻，还在幼稚阶段。她大大不同意，说，德国的民主有五十年了，不算幼稚了，但是“混混”更多，包括现任总理施若德。
好啦，最最亲爱的，我究竟想跟你说什么呢？
我实在以你有正义感和是非的判断力为荣耀，但是我也愿你看清理想主义的本质──它是珍贵的，可也是脆弱的，容易腐蚀***的。很多人的正义感、同情心、改革热情或革命冲动往往来自一种浪漫情怀，但是浪漫情怀从来就不是冷酷现实的对手，往往只是蒙上了一层轻雾的假的美丽和朦胧。我自然希望你的理想主义比浪漫情怀要深刻些。
我不知道该不该和你说这些，更不知十九岁的你会怎么看待我说的话，但是我想念你，孩子，在这个台北的清晨三点，我的窗外一片含情脉脉的灯火，在寒夜里细微地闪烁。然而母亲想念成长的孩子，总是单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愿景，眼睛热切望着前方，母亲只能在后头张望他越来越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线有多远，有多长，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你的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