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二十、二十一章——问题意识&在一个没有咖啡馆的城市里&没有逗留，哪来文化？

MM：
才从意大利回来。和三个朋友在露佳浓湖畔泡了几天。我们逃离德国的阴暗，奔向南方的阳光。你很熟悉的那个小屋，屋前是瑞士，屋后是意大利。我们很懒，哪里都不去，就在阳台上对着湖水喝酒、聊天、听音乐。我们到意大利那一边的小村子去买菜，然后回来自己煮饭。月亮懒懒地从湖里浮起来，很肿；音乐从厨房里飘过来，我称这是“好时光”。很多人喜欢去热闹的酒馆或者跳舞，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跟朋友在一起，不管是一个安静的小酒馆，或者只是一个无聊的阳台，从谈话里一点一点认识你的朋友的思想和心灵，或者言不及义大笑一通，是我觉得最自在的时候。
我想我懂你在说什么，虽然我还没去过那样令人震撼的地方。你看见的那些问题，会不会都是因为贫穷？因为贫穷，所以人才会想尽办法赚钱，不计较手段、不思考后果地去吸引观光客？可是，MM，比这些问题更严重的事太多了吧。贫富不均本身不是更糟吗？
欧洲和美国本来在自己内部有贫富不均的问题──你看狄更斯的小说就知道。现在这些先进国家把自己内部的问题大致解决了，我的意思是说，至少不像19世纪那么明显了，但是贫富不均变成富国跟穷国之间的问题──富国把问题扫到第三世界去了。在我们这些“富国”里，MM，我觉得年轻人的心理压力蛮大的。大家都觉得，哇，全球化来了，全球化就是全球竞争，所以每个人都拼命“上进”，用功读书，抢好成绩，早一点进入工作市场，不能输……这跟上世纪60年代什么理想青年、革命情怀是完全不一样了，而我觉得我们是被逼着变成这样利己又保守的一代。当我们的心思都在如何保障自己的未来安全的时候，我们哪里有时间去想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
我想到一个月前，好几个城市同时举办的热门音乐会，Live8，吸引了上百万的人。主办的人打出的口号是：“让贫穷变成历史！”但是这一次，募款不是目的，而是要人们给8大强国的政治人物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消灭贫穷。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演唱会，但是，我觉得，大家去听音乐，听完又怎么样？年轻人去听演唱，最记得的大概是见到了哪个好久不见的乐团，演唱会真正的用意，一下就忘得光光的。再譬如说南亚海啸，死那么多人，激起那么大的热情，现在谁在谈它？
这个世界变得那么快，讯息那么多、那么满，我们脑子里根本就塞不下那么多事情了。当然是有很少数的年轻人会选择到偏远地区去工作或者捐款，这很高贵，但是我在想，恐怕还是“问题意识”更重要吧？
我是说，如果买耐克球鞋的人会想到耐克企业怎么对待第三世界的工人，如果在买汉堡的时候，有人会想到赚钱赚死的麦当劳，付给香港打工仔的工钱一小时还不到两块美金，如果买爱斯匹灵头痛药的人，在买的时候会想到，这些跨国药厂享受巨大的利润而非洲染了艾滋病的小孩根本买不起他们的药。如果带着这种觉悟和意识的人多一点，这个世界的贫富不均会不会比较改善？
我从来不给路上伸手的人钱，因为我不觉得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让每个人都有“问题意识”才是重点。可是我自己其实是又软弱又懒惰的，说到也做不到。就这样了。

安德烈

去澳门买菜（在线上）
MM，安德烈（20），菲利普（16）
M：你从来不给乞丐钱？
安：不给。因为他拿了钱就会去买啤酒。干嘛给？
菲：可是你如果在香港就应该给。这里的乞丐是活不下去才上街的。
安：好嘛。可能香港不一样。
M：你说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在说，“我知道第三世界有贫穷问题”，这就够了吗？
安：“知道”，不是“意识”。Knowing不是having awareness.
M：如何？
安：知道，就只是知道。有“问题意识”指的是，在你自己的行为里，因为知道非洲每天有小孩饿死，而使得你决定做某些事或不做某些事，这叫做有“问题意识”。
M：好，那你是不是一个对这个世界很有“问题意识”的人？举例说明吧，你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是些什么？
安：……我是个自觉程度很低的人啊，我只是觉得自觉很重要。
M：说说看嘛。
安：……譬如说，我尽量不喝星巴克的咖啡。我基本上不去超市买东西──我去个人开的小店买，即使贵一点，我也愿意。我不去连锁店买光盘或买书……喔，还有，我不吃濒临绝种的动物，也不买动物的皮毛……
菲：我们在云南就不买豹皮。可是安德烈，你在香港，不去星巴克或者太平洋咖啡店，就没地方去了。
M：安德烈，我发现你不随手关灯，也不在乎冷气一直开。你对环境没什么“问题意识”是不是？
安：对啊。
菲：你应该去买德国力荷牌啤酒。他们说，你买他一箱啤酒，就救了一平方米的南美雨林──因为他们捐出一定比例的利润拯救雨林。
安：两种品牌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会拒绝买那个没有道德承担的品牌，譬如说，特别粗暴地剥削第三世界的厂商的品牌。
M：那你有很多牛仔裤是不能买的。台湾商人在尼加拉瓜的工厂，每一条牛仔裤在美国卖出21.99美元，给工人20分钱。
菲：妈妈没资格批评人家啊。她自己都是到超市去买菜的。
M：喂，香港是“李家城”你知道不知道啊？别说超市了，你的电话、电灯、公车、船运，你读的报纸，你上的学校，你住的房子，你生产还有临终的医院，生老病死都给一家包掉了。不过……我并不总是去超市的，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老远坐电车跑到湾仔老街市去买花。
菲：可是那不是要被拆了吗？
M：……
安：哈哈，去澳门买菜吧。
菲：安德烈，澳门是赌王何家的。



港大的“族群隔离”
MM：
我来了香港，你却又去了台湾。我猜你一定很好奇我的港大生涯。
几乎一天之内就认识了一缸子人，不过全是欧美学生。你只要认识一个，就会骨牌效应般认识一大串。第一天，见到一个高个子，蓝眼睛金头发，是奥地利来的约翰。他直直走过来，问我要不要去浅水湾游泳。到了浅水湾，海滩上已经有十几个人横七竖八躺着，在晒香港的太阳。一发现我会讲德语，马上就有几个德语国家的同学围来。他们是奥地利或德国或瑞士人，可是都在外国读大学——荷兰、英国或美国等等，然后来香港大学做一学期的交换学生。
好啦，我知道你要啰嗦（我太了解你了）：喂，安德烈，你要去结交香港本地生，你要去认识中国学生！对啊，可是很难。
国际学生自成小圈圈，并不奇怪。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接触亚洲，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摸索。就拿有名的香港小巴来说吧。没有站牌，也没有站，你要自己搞清楚在哪里下，最恐怖的是，下车前还要用广东话大叫，用吼的，告诉司机你要在哪里下车。国际学生就这样每天在互相交换“香港生存情报”。我比他们稍好一点，小时候每年跟你去台湾，对亚洲好像比他们懂一点，但是懂一点跟“泡”在那个文化里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没有真正在这里生活过，我也只能是一个旁观者，从欧洲的角度。
国际学生跟本地生没有来往，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语言障碍。港大的所有课程都是英语教学，所以你会以为学生的英语一定是不错的。告诉你，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我发现，很多学生确实能读能写，但是，他们讲得非常吃力。大部分的学生不会用英语聊天。最吃惊的发现是，香港学生可能可以用文法正确的英语句型跟你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什么东西，但是，你要他讲清楚昨天在酒吧里听来的一个好玩的笑话，他就完了，他不会。
但是你也不要以为国际学生就是一个团体，才不是。里面还分出很多不同圈圈。譬如说，美国和加拿大来的就会凑在一起；欧洲来的就另成一个小社会。你可能要问，是以语言区分吗？不是，因为我们——德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在一起聊天，也是讲英语。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比语言更深层的文化背景造成这种划分 ——你很自然地和那些跟你成长背景接近的人交朋友。美加来的和欧洲来的，差别大不大？我觉得蛮大的，虽然那个区分很微妙，很难描述。文化气质相近的，就走到一起去了。
表面上，这里的生活和我在德国的生活很像：学科跟时间安排或许不同，但是课外的生活方式，差不多。功课虽然还蛮重的——我必须花很多时间阅读，但是晚上和周末，大伙还是常到咖啡馆喝咖啡，聊天，也可能到酒吧跳跳舞，有时就留在家里一起看电视、吃披萨，聊天到半夜。

有语言，没有交流
你问我愿不愿意干脆在香港读完大学？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两个月下来，发现这里的生活质量跟欧洲有一个最根本的差别，那就是——我觉得，香港缺少文化。
我说“文化”，不是指戏剧、舞蹈、音乐演出、艺术展览等等。我指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情趣。
用欧洲做例子来说吧。我最享受的事情，譬如说，在徒步区的街头咖啡座跟好朋友坐下来，喝一杯意大利咖啡，暖暖的秋天午后，感觉风轻轻吹过房子与房子之间的窄巷。
美好的并非只是那个地点，而是笼罩着那个地点的整个情调和氛围，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沉淀。
酒吧跟咖啡馆，在欧洲，其实就是小区文化。朋友跟街坊邻居习惯去那里聊天，跟老板及侍者也像老友。它是你的“家乡”跟“文化”概念里很重要的一环。香港却显得很“浅”——不知道这个词用得对不对。这里没有咖啡馆，只有蹩脚的连锁店星巴克和太平洋咖啡，要不然就是贵得要死其实根本不值得的大饭店。至于酒吧？酒吧在香港，多半只是给观光客喝个毙掉的地方。还没毙倒在地上的，就歪在那里瞪着过路的亚洲女人看。一个典型的兰桂坊或湾仔酒吧里，人与人之间怎么对话？我写给你看：
酒客甲：乐队不烂。
酒客乙：我喜欢女人。
酒客甲：我也是。
酒客乙：要点吃的吗？
酒客甲：对啊，我也醉了。
酒客乙：乐队不烂。
酒客甲：我喜欢女人……
吧啦吧啦吧啦，这样的对话可以持续整个晚上。人与人之间，有语言，但是没有交流。

永远在赶时间
我还发现，香港人永远在赶时间。如果他们在餐厅、咖啡馆或者酒吧里会面，也只是为了在行事日历上面打个勾，表示事情做完了。这个约会还在进行，心里已经在盘算下一个约会的地点跟交通路线。如果我偷看一个香港人的日历本的话，搞不好会看到——09∶15－09∶45跟老婆上床，10∶30置地广场，谈事情。每一个约会，都是“赶”的，因为永远有下一个约会在排队。好像很少看见三两个朋友，坐在咖啡馆里，无所事事，只是为了友情而来相聚，只是为了聊天而来聊天，不是为了谈事情。
我有时很想问走在路上赶赶赶的香港人：你最近一次跟朋友坐下来喝一杯很慢、很长的咖啡，而且后面没有行程，是什么时候？
搞不好很多人会说：唉呀，不记得了。
人跟人之间愿意花时间交流，坐下来为了喝咖啡而喝咖啡，为了聊天而聊天，在欧洲是生活里很大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一种生活艺术。香港没有这样的生活艺术。
国际学生跟本地学生之间没有来往，会不会也跟这种生活态度有关呢？

安德烈



我是喜欢香港的
亲爱的安德烈：
我是喜欢香港的。每次回到香港，一到机场，我就觉得轻松。不管是从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是台北，一踏入香港机场，那“文明”和“现代”的感觉总令我长舒一口气。空间宽敞明亮，秩序条理井然，法治使你对一切放心——即使是在面对它的警察；效率使你不必剑拔弩张，事情按一定的规律自动运转。
我也喜欢香港人；在财大气粗的港人后面有更多扎实而诚恳的人，在奢华炫耀的人后面有更多素朴纯净的人。你要慢慢地去发掘一个完全不同于它表面的香港。
可是，香港的文化是怎么回事？

到哪里去？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发现了香港的重大特征。刚来香港的时候，有一天我逛了整个下午的书店。袋子里的书愈来愈重但是又不想回家，就想找个干净又安静的咖啡馆坐下来。如果是台北，这样的地方太多了。钻进一个宁静的角落，在咖啡香气的缭绕里，也许还有一点舒适的音乐，你可以把整袋的新书翻完。
那天很热，我背着很重的书，一条街一条街寻找，以为和台北一样，转个弯一定可以看到。可是没有。真的没有。去茶餐厅吧，可是那是一个油腻腻、甜汁汁的地方，匆忙拥挤而喧嚣，有人硬是站在你旁边瞅着你的位子。去星巴克或太平洋吧，可是你带着对跨国企业垄断的不满，疑惧他们对本土产业的消灭，不情愿在那里消费。而即使坐下来，身边也总是匆忙的人，端着托盘急切地找位子。咖啡馆里弥漫着一种压迫感。
去大饭店的中庭咖啡座，凯悦、半岛、希尔顿、香格里拉？那儿无处不是精心制造、雕凿出来的“高级品味”。自己是旅客时，这种地方给你熟悉的方便和舒适，但是，作为“本地人”，你刚刚才穿过人声鼎沸的街头市场，刚刚才从两块钱的叮当车下来，刚刚才从狭窄肮脏的二楼书店楼梯钻出来，你来这种趾高气扬、和外面的市井文化互成嘲讽的地方寻找什么？而且，安德烈，你可能觉得我过度敏感——亚洲的观光饭店，即使到了21世纪，我觉得还是带着那么点儿租界和殖民的气味，阶级味尤其浓重。
那天，我立在街头许久，不知该到哪里去。
我们在谈的这个所谓“咖啡馆”，当然不只是一个卖咖啡的地方。它是一个“个人”开的小馆，意思是，老板不是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财团，因此小馆里处处洋溢着小店主人的气质和个性；它是小区的公共“客厅”，是一个荒凉的大城市里最温暖的小据点。来喝咖啡的人彼此面熟，老板的绰号人人知道。如果因缘际会，来这里的人多半是创作者——作家、导演、学者、反对运动家……那么咖啡馆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舞台。

闲人请勿逗留
你还不知道的是，香港文人也没有台北文人“相濡以沫”的文化。文人聚在一起，一定是有目的的：谈一件事情，或是为一个远来的某人洗尘。目的完成，就散，简直就像“快闪族”。
有没有注意到，连购物商厦里，都很少有让人们坐下来休息谈天的地方。它的设计就是让人不断地走动，从一个店到下一个店，也就是用空间来强制消费。如果有地方让人们坐下来闲聊，消费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容许逗留的地方，都是给观光客、过路者的，譬如兰桂坊的酒吧、大饭店的中庭。可是，他们真的只是过路而已。而真正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却是没有地方可以逗留的。家，太狭窄，无法宴客。餐厅，吃完饭就得走。俱乐部，限定会员。观光饭店，太昂贵。人们到哪里去“相濡以沫”，培养小区情感？
问题是，没有小区情感，又哪里来文化认同？
你再看，安德烈，香港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滨海文化。那样璀璨的维多利亚海港，没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和三五好友坐在星空下，傍着海浪海风吃饭饮酒、唱歌谈心、痴迷逗留一整晚的。法国、西班牙、英国，甚至新加坡都有这样的海岸。你说，尖沙咀有星光大道呀。星光大道是为观光客设计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让本地人在那儿生活、流连、生根。
这个城市，连群众聚集的大广场都没有。群众聚集和咖啡馆酒吧里的彻夜闲聊一样，是培养小区共识的行为，是极其重要的一种“逗留文化”，对加深文化认同多么关键。但是香港是个没有闲人，“请勿逗留”的城市。

沉淀、累积、酝酿、培养
你说香港“没有文化”，安德烈，如果对“文化”做广义的解释，香港当然是有文化的：它的通俗文化、商业文化、管理文化、法治文化，甚至它的传统庶民文化等等，都很丰富活跃，很多方面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华文城市。但当我们对“文化”做狭义的解释——指一切跟人文思想有关的深层活动，香港的匮乏才显著起来。
在欧洲，咖啡馆是“诗人的写作间”、“艺术家的起居室”、“智慧的学堂”。巴黎的“花神”（Café de Flore）咖啡馆是西蒙－波娃逗留的书房，Le Procope是莫里哀和他的剧团夜夜必到、百科全书派作家逗留的酒馆。塞纳河畔的Duex magots和Brasserie Lipp是超现实主义派和存在主义哲学家逗留的地方。施威夫特（Swift）在伦敦的威尔咖啡馆（Will's）逗留，那是个文学沙龙，几乎主宰了17世纪的英国文学。罗马的古希腊咖啡馆（Antico Greco Caffe）曾经是瓦格纳、拜伦、雪莱逗留之处。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Zentral）曾经是弗洛伊德和托洛茨基逗留的地方。艺术家在苏黎世伏尔泰逗留过的酒馆开展了达达艺术，知识分子在布拉格的咖啡馆逗留而开启了1803年政治的启蒙。
文化来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灵感的挑逗、能量的爆发；“留”，才有沉淀、累积、酝酿、培养。我们能不能说，没有逗留空间，就没有逗留文化；没有逗留文化，就根本没有文化？

筋疲力尽的“搏杀”
可是，安德烈，我们大概不能用欧洲的标准来评价香港。你想，假定有一千个艺术家和作家在香港开出一千家美丽的咖啡馆来，会怎么样？“逗留文化”就产生了吗？
我相信他们会在一个月内倒闭，因为缺少顾客。你可能不知道，香港人平均每周工作48小时，超过60小时的有75万人，占全部工作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工作时间之长，全世界第一。这，还没算进去人们花在路上赶路的时间，一年300小时！你要筋疲力尽的香港人到咖啡馆里逗留，闲散地聊天、触发思想、激动灵感？
思想需要经验的累积，灵感需要感受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累积、沉淀、宁静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音乐家无法谱曲，画家无法作画，学者无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变成名嘴，使名嘴变成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闲暇、逗留，确实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或缺。
但是香港人的经济成就建立在“勤奋”和“搏杀”精神上。“搏杀”精神就是分秒必争，效率至上，赚钱第一。安德烈，这是香港的现实。这样坚硬的土壤，要如何长出经济效率以外的东西呢？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