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章——你知道什么叫二十一岁吗？&独立宣言&伟大的鲍伯·迪伦和他妈

亲爱的MM：
老实说，你的答复让我吃惊。你整封信谈的是生命败坏的过程——你的身体如何逐渐干掉的过程，就是没看见你说，随着年龄你如何变得更有智慧、更有经验，也没说你怎么期待“优雅变老”，宁静过日。我以为你会说，老的时候你会很舒服地躺在摇椅里，细细叙述你一生的伟大成就——你基本上不需要顾虑金钱或工作，家庭也都安乐，我以为像你这样处境舒适的人谈“老”，会蛮闲适的。
所以，要感谢你啊MM，消灭了我对“优雅地老”的任何幻想，给了我一箩筐可怕的对老的想象。 我没想过二三十年后的事，会让我烦心的是未来两三年的事。有时候，我会想到人生的过程：先是，整个世界绕着你的爸爸妈妈转，后来是，比比谁的玩具最好玩。玩具不比了之后，接下来话题就永远绕着女孩子了。什么时候，女孩子又不是话题了呢？我但愿永远不会。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时候开始，老天，我和朋友们谈的不再是文学、足球、电影和伟大的想法了，我们谈的是“私募股权投资是不是好的行业”，我们谈的是哪个公司待遇最好，谁谁谁和哪个上市公司老板有交情。感觉上，我们好像又是蹲在沙堆里玩耍的小孩，只不过，现在拿来比的不再是谁的爸爸妈妈最棒、谁家房子最大或谁的玩具最多。不久前我在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从前的女朋友也在网上。好几年没联系了，我决定给她写个几行字，打个招呼。其实心里还希望她最好不在，那就不要尴尬了，可是不幸的是，她就在，而且立即响应，而且话多得很。我们谈了一会儿之后，她告诉我，她要结婚了，她和未婚夫正在找房子。我礼貌地问了一下她和他的认识经过什么的，然后就匆匆结束了谈话。
不是说我对她还有什么不舍的感情，而是，我的感觉很奇怪。可是，还没完呢。上礼拜我收到一张照片：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穿着白纱结婚礼服，那是她的婚礼。我的错愕，就和那天上网知道前女友结婚的感觉一样：难道这就是了吗？已经开始了吗？我们不是刚刚还挤在烟雾缭绕的小酒吧里高谈阔论，为歌德的诗吵得面红耳赤，不是刚刚才喝得半醉在大谈我们的未来──怎么现在已经在结婚、在成家了？不会吧？不可能吧？不是应该还有一个阶段，我们开始谈事业、结婚、家庭，怎么有人已经开始身在其中了？那么在事业、结婚、家庭的下一个阶段，我们是否也要提早谈关节酸痛、大小便失禁、替换骨盆和老年痴呆症了？

在奇怪的情境中转进转出
你知道我的人生处境吗，MM？我其实已经在面对人生未来的压力和挑战──学业的和事业的，但是在家中，只要我和你仍住一起，我还得像一个十二岁的孩 子一样被看待。“你的房间好乱！”你说。“功课做完啦？”你问。“两点了，该睡了吧？”你催。你可能觉得冤枉，但是，对不起，对我这样一个二十一岁的欧洲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对待十二岁的小孩的态度。你不知道，欧洲的二十一岁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在外面我是一个要承受压力的、独立自主的成人，但是一踏进家门，我马上变成一个“反叛期青年”。我有一个内部角色转换：一边在思索股票操作的最佳策略，一边要对妈妈解释为何昨晚凌晨五点才回家。跟你说真的，后者比前者还难。但是我也找到了一种与你和平相处的方式。最怪异的，其实还是在学校里。
我的亚洲同学，在我眼里看起来是如此的稚嫩，难道他们的父母亲对他们管得更多、更“保护”有加？我无法想象，但是我看到的是结果。我可以跟你讲一千个例子，但是一两个就够了。有一天约翰和我到学生宿舍去，一推门，看见约翰的香港同学，一对男女朋友，正坐在床沿玩，怎么玩呢？她手上抓着一只小毛熊，他抓一只小毛狗，两人做出“超可爱”的喔喔呜呜声音，推来推去，叽叽咕咕笑个不停，玩了很久，像两个八岁的小孩。但是他们俩都是二十三岁。
上课时，譬如法文课，老师发一个音，学生觉得那个音好笑，就会集体发出那种小学女生发出的咯啦咯啦的笑声。他们永远用“可爱”的声音说话，他们的身体语言也永远是“可爱”的。我坐在其中，觉得自己很像一个一百岁的老人。你懂了吗，我就是在这几种奇怪的情境中转进来转出去，心中对未来本来就有疑惑跟不安了，你还来告诉我“老”有多可怕？

安德烈
2007-09-23



安德烈：
你昨天的话是这么说的：“MM，你跟我说话的语气跟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对，这就是你的心态啊。也就是说，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安德烈，那一刻，简直就像经典电影里的镜头，身为儿子的向母亲做斩钉截铁的独立宣言，那饰演母亲的，要不然就气得全身发抖，“啪”一个耳光打在儿子脸上，儿子露出愕然的表情，然后愤而夺门离去，要不然，母亲愕然，然后眼泪潸潸而下，本来威武庄严的母仪突然垮了，惨兮兮地哭。
我也没办法应付这局面，安德烈，譬如你站在沙滩上，突然一个浪头，天一样高，眼睁睁看着它扑下来，你其实不知道躲到哪里去，反正趴着躺着都会被击倒。
你所不明白的是，你的独立宣言，不仅只是美国对英国的独立宣言，那毕竟是同一个文化内部的格斗；你的独立宣言——不知怎么我想到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是阿尔及利亚向法国宣布独立，是古巴向西班牙挑战，是甘地向英国说“不”。
你根本不知道大多数的亚洲母亲是怎么对待她们的儿女的。
你记不得你香港的数学家教？他是博士生了，谈妥要来上班之前，还说要打电话回北京问他父母同不同意他做家教。你记不得大三的小瑞？她到台北和朋友晚餐，结束之后还打电话问她妈准不准许她搭出租车回家，结果电话里的妈说出租车危险，她必须搭公交车。你记不记得大二的阿芬？拿着暑期创意营的选课单，说伤脑筋，不知道她妈会不会同意她选她真正想要的课程。
这些，都是典型的镜头；我不是这样的母亲。
但是同时，我也看见二十一岁的女儿跟母亲手挽着手亲密地逛街，看见十八岁的儿子很“乖”地坐在母亲身边陪着母亲访友，跟母亲有说有笑。
老实说，安德烈，我好羡慕啊。
但是，我不敢企求，因为，我也觉得，刚成年的人跟母亲太亲近、太“乖”，恐怕代表着他本身的人格独立性不够完整。我渴望和你们保持儿时的亲密，但是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亚洲母亲了，而且还一直认真地在上你和菲利普给我的“课”。
菲利普和我在香港生活了两年，从他的十四岁到十六岁。他对我和朋友们的谈话议题兴趣很浓。譬如和中国大陆来的记者谈中国问题，或者和美国记者谈国际局势，十五岁的他都会很专注地倾听、提问，也谈自己的看法。
有一天，一群朋友刚离开，他说，“妈，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你的华人朋友的特征？”我说没有。他说，“就是，当他们要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是看着你的，而且，就站在我面前，却用第三人称‘他’来称呼我。 ”
嗄？
我其实没听懂他的意思，但是我们接着做了一次实验。
就是观察下一次朋友来的时候所做的举动。结果是这样的：教授甲进来，我介绍：“这是中文系甲教授，这是我的儿子菲利普。”他们握手。然后，甲教授对着我问：“好俊的孩子。他会说中文吗？”我说，“会，说得不错。”甲教授问，“他几岁？”眼睛看着我。
我说，“十五”。
甲教授说，“他读几年级呢？”眼睛看着我。
我说，“你问他吧。”甲教授这才转过去看菲利普。但是没说几句，又转回来了，“他懂几国语言啊？”
菲利普在一旁用偷笑的眼神瞅着我。
这个实验发生了之后，我也变敏感了。记不记得，你刚到香港时生病了，我陪你去看医生。我们两人一起进去，你坐在医生对面，我一旁站着。医生看了你一眼，然后抬头问我：“他哪里不舒服？”我赶忙说，“请你问他。”
那时，你二十岁。
十六岁的菲利普，在我们做过多次的实验后，曾经下过这样的观察归纳，他说：“妈，我觉得，差别在于，欧洲人是看年龄的，譬如在德国学校里，你只要满十四岁了，老师便要用‘您’来称呼学生。但是，中国人看的不是年龄，而是辈分，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你妈或爸身边，你就是‘小孩’，你就没有身分，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所以，他才会眼睛盯着你的妈或爸发问，由‘大人’来为你代言。”
菲利普做这归纳的时候，安德烈，我这有名的社会观察家，真的傻了。
此后，即使站在朋友身边的孩子只有酱油瓶子那么高，我也会弯下腰去和他说话。
菲利普给我另一次“震撼课”，是在垦丁。我们一大帮人，
包括奶奶舅舅表弟表妹们，几辆车到了垦丁海岸。大家坐在凉风习习的海岸咖啡座看海。过了一阵子，我听见一旁舅妈问她读大学的女儿咪咪，“要不要上厕所？”我也想去洗手间，起身时问菲利普：“要不要上厕所？”
你老弟从一本英文杂志里抬眼看我，说，“妈，我要不要上厕所，自己不知道吗？需要妈来问？”
喔，又来了。我不理他，径自去了。回来之后，他还不放过我，他说，“妈，咪咪二十岁了，为什么她妈还要问她上不上厕所？”
嗄？
“第一，这种问题，不是对三岁小孩才会问的问题吗？第二，上厕所，你不觉得是件非常非常个人的事吗？请问，你会不会问你的朋友‘要不要上厕所’？”
我开始想，好，如果我是和诗人杨泽、历史学者朱学勤、副刊主编马家辉、小说家王安忆一起来到海岸喝咖啡，当我要去上厕所时，会不会顺便问他们：“杨泽，朱学勤，马家辉，王安忆，你要不要上厕所？”
菲利普看着我阴晴不定的表情，说，“怎样？”
我很不甘愿地回答说，“不会。”
他就乘胜追击，“好，那你为什么要问我上不上厕所呢？你是怕我尿在裤子里吗？”
我们之间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仅只是两代之间的，更多的，可能是两种文化之间的。
我常常觉得你们兄弟俩在和我做智力对决、价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来到家中，我看见你直接就坐下来准备上课；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说，“安德烈，虽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几岁，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礼节：给他奉上一杯茶水，请他先坐。他离开时，要送客送到电梯口。”你显然觉得太多礼，但你还是做了。
我也记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陈婉莹教授来到家中，你看她进来，对她说了声“嗨”，还是坐在椅子上读报。我说，“不行，再熟她都还是你的教授，在中国的礼仪里，你要站起来。”你也接受了。
我们之间，有很多价值的交流，更何况，德国的传统礼节不见得比中国的少，欧洲社会对亲子关系的重视，不见得比亚洲人轻，对吧？
可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是让我难以消化，隔了一夜还觉得郁结在心中。
你和菲利普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我也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来。一个做母亲的快乐想象：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让我来引导你们认识中国大陆，多愉快。
我怎么会想到，你们的快乐想象和我的刚好相反。
你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而且，难道以后我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了，做妈的都要跟着吗？”
十八岁的菲利普，刚从德国降落，天真的眼睛长在一百八十四公分的身躯上，认真地说，“我不要你牵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大陆——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这样。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大陆。”
我听见自己可怜巴巴的声音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青岛？苏州？杭州？”你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安德烈，我在面对你们的“欧洲价值”，心里觉得彻底的失落。可是，转念想想，你们俩，是否也在努力抵抗你们母亲身上的某些“亚洲价值”而觉得“有点累”呢？
昨晚，我一个人去散步。从梧桐树夹道的兴国路一直走到淮海中路，月亮黄澄澄的，很浓，梧桐的阔叶，很美。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然后，叫车到你俩丽园路的住处，看见你们自己洗好的衣服袜子凌乱地散在沙发上。我想，“不行，我也不能帮你们清理家里。”
在沉沉的夜色里，菲利普送我到大马路上搭车。他忍受我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大踏步走到马路的对岸。

MM



MM：
别失落啦。晚上一起出去晚餐如何？下面是美国有名的音乐制作人描写他和鲍布·迪伦和迪伦的妈一起晚餐的镜头：
跟迪伦和他妈坐在一起，我吓一跳：诗人变成一个小乖。
“你不在吃，小鲍比，”他妈说。
“拜托，妈，你让我很尴尬。”
“我看你午饭就没吃，你瘦得皮包骨了。”
“我在吃啊，妈，我在吃。”
“你还没谢谢制作人请我们吃晚餐。”
“谢谢。”
“嘴里有东西怎么讲话，他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他听懂啦，”迪伦有点带刺地回答。
“别不乖，小鲍比。”
MM，你觉得好过点了吧？

安德烈
2007.08.25



政府的手可以伸多長？
（可能是因为本章过于敏感，所以在前面这一章被略去了，或者说是被搬到这儿来了，而且用的是繁体，为了尽可能尊重做这个word文档的人的劳动，我这里也不做过多的编辑，希望各位读繁体字的能力过关）
MM，
我抽煙。我知道你很討厭我抽煙，我也認為這是個很糟糕的習慣。大概十七歲那年開始的，但是究竟怎麼開始的，我也弄不清楚——因為朋友都抽所以抽？功課的壓力太大？太無聊？或者就是為了想試試看大人說不好的東西究竟怎樣？可能每個理由都多多少少有一點。反正結果就是，我上癮了。
我的煙友們其實都開始得比我早，大部分在十二、三歲的時候。還記得那個時候我是很討厭別人抽煙的，討厭那個氣味。最火大的是，大夥要出發到哪兒去時，總要等抽煙的那個傢伙在垃圾桶前把他的那支煙抽完。其實到今天，我還是不喜歡抽煙這回事的：我的喉嚨總覺得不舒服，很容易感冒，衣服老有去不掉的煙味，我容易累，而且，肺癌還等著我呢。
可是，有什麼好說的呢？不就是我的自由意志選擇了抽煙然後又缺乏意志力去戒掉它。如果有意志力，我早就戒了。但還是抽。原因是，每一支煙，是一個小小的休息和釋放。我喜歡離開我的書本，站到陽台上去，耳機裡聽著一首好聽的歌，看著海面上大船緩緩駛過——點上一根煙。當然還有那「快樂似神仙」的「飯後一根煙」，還有電影鏡頭裡不能少的「性後一根煙」。一根煙，我想說，使美好的一刻完整了。
所以對我而言，明知抽煙不好，但那是一個個人的自由選擇。
　　　　
政府鐵金剛
最近，我的自由選擇被剝奪了。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零時，香港開始在公共場所禁煙。政府的說法是，為了防止二手煙危害不抽煙者的健康，禁煙的地點包括公園、餐廳、學校、酒吧……當然包括了我的大學。
我一點也不意外。這正是兩年前我的德國高中發生的事情。你知道，德國法律規定，十六歲以上的人抽煙飲酒是合法的，所以大部分的高中都劃定了吸煙區，學生在那裡吸煙。但是在二零零四年黑森州的文化部長推動校園禁煙，結果如何呢？我們必須多走五百米到校園外圍的人行道上去吸煙。我們同學裡沒一個人戒了煙，但是學校外圍那條人行道上從此滿地是煙蒂。
沒多久，全德國都要在公共場所禁煙了。所以，在禁煙的作為上，香港和德國是一樣的，但是我注意到一個根本的差別，那就是，在德國，公共場所禁煙令下來之前，社會有很廣泛、歷時很長的辯論。香港卻沒有，政府基本上可以說做就做，而且，香港政府好像有一種特異功能，只要是它想作的事情，都可以把它塑造成「萬眾一心」的樣子，香港政府簡直是個所向無敵的鐵金剛。
如果你問我，我是否對禁煙政策不滿？當然，因為現在我必須繞很多路去抽一根煙。可是如果你問我，我認為禁煙政策對不對？我會說，當然對，沒話說。我喜歡煙霧繚繞的小酒館或酒吧，因為那是一種迷人的氣氛。但是我完全贊成在餐廳裡禁煙，因為煙味會破壞了食物的香氣，我心甘情願走到餐廳外面去抽煙。所以說來說去，公共場所禁煙對我不是問題。不過我想談的其實不是禁煙的政策或者香港強大的政府，因為，沒有普選，反正你拿政府沒辦法。

媒體棄守
我想跟MM表達的是，我對香港的媒體覺得很奇怪。香港沒有民主，但是有自由，媒體的獨立跟批判精神，還是被容許的吧？公共場所應不應該禁煙，在德國媒體上起碼辯論了三、四年，學者、專家、評論家翻來覆去全民大辯論。香港媒體上也有一些討論，但是很少，很零星——當然，我主要說的是兩家英文報紙；而且，你知道嗎？香港的討論說來說去都停留在禁煙的「執行」層面：說抽煙族會跑到人行道上去抽，二手煙的問題能不能解決，說酒吧餐廳可以怎樣領到「准煙牌照」，說空氣污染會不會變好。可是我很少看見有什麼認真的討論是衝著「公民權」來談的。問題的核心反而好像沒人在乎：政府應不應該有這樣的權力去規範公共空間的使用？政府有沒有權利這樣高姿態地去「指導」人民的生活方式？不吸煙的「大多數」有沒有權利這樣去壓制吸煙的「少數」？
嚼檳榔的人，是否政府也該管呢？以此類推，不刷牙的人，用了馬桶不抽水的人，老是放屁的人……是不是政府都要管呢？
我知道討厭煙的人很多，我也知道吸煙有害健康，我更知道禁煙可以帶來比較好的空氣環境。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當一個如此侵犯個人空間，如此衝著弱小族群（吸煙族絕對是「弱小族群」）而來的法要通過時，你會以為，這個社會裡的自由派會大聲抗議，強烈反對，要求辯論。奇怪的是，一點都沒有。MM你告訴我，難道香港沒有「liberal」的存在嗎？我讀到的評論，簡直像中學生的作文：先幾句正面的，然後講幾句負面的，然後一個軟綿綿的、四平八穩的總結。媒體的尖銳批判性，在那裡啊？

集體變笨
這麼寫，會讓很多香港人跳起來。我其實一點也不想說德國多麼好——他們搞爛的事情可多了。可是就媒體而言，每個報紙都有它的批判立場，在公共場所禁煙這個議題上，保守的法蘭克福匯報和激進的柏林每日新聞就會有截然不同的鮮明立場。我訂過香港的英文南華早報，看了幾個禮拜以後就退報了。我要的是一份報紙，對於香港的事情有深入的分析和個性鮮明而獨立的評論，可是我發現報紙的內容和電視新聞基本上差別不大，多半也只是浮面報導而已。那我何不脆看看電視新聞就算了。
你大概要說，是因為長期的殖民，缺民主的環境和素養，所以會這樣。我想問的是，那改變要從那裡開始呢？報攤上花花綠綠的雜誌報紙，大多是影星藝人的私生活探密，不然就是飲食、賭馬跟名流時尚。MM，如果媒體不維持一種高度批判精神，一個社會是可以集體變「笨」的是不是？香港的媒體在做什麼呢？我看見很多香港人很辛苦地在爭取普選，可是媒體還是把最大的力氣和錢花在影星八卦上。那些力氣和錢，為什麼不拿來為香港的民主做點努力呢？提供公開論壇，激發公眾辯論，挑戰政府決策，培養年輕人獨立批判精神……老天，不要再討論禁煙區要多大、准煙牌照要多少錢，比這重要的事，太多了吧。真煩。

你的安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