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后911时代”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使命和危机

——乔纳森•科尔《大学之道》序



近年来，关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译著成为一个出版热点。作者多系大学的资深校长、教务长，其写作无不具有很强的批判性，既有深刻的理性反思又不乏现实的质感。如果说原哈佛大学校长博克的《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比较公允、全面地探讨了当代美国大学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危机；那么前哈佛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的《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就几乎是一种“声讨”了，他诊断的问题是“大学忘记了什么？”《哈佛规则——捍卫大学之魂》是一个特例，作者理查德·布瑞德利是媒体人，他对2001年出任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萨默斯备受争议的治校经历的揭露，使这所著名学府与权术、野心、性、内讧、阴谋诡计这样的词汇挂钩。
这些著作引起中国学者的强烈兴趣。一方面，在高等教育凯歌行进的高速发展中，中国大学同样面临失去灵魂、失去方向的危险，而且可能危机更甚；另一方面，美国研究型大学卓越地位面临危险的信息，似乎呼应了关于跨越式发展的“中国模式”的讨论，助长了一种沾沾自喜——原来美国也不怎么样。在日渐上升的民族主义气氛中，中国大学究竟是否需要继续向美国学习，正在或明或暗地成为一个问题。
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15年之久的乔纳森·科尔教授的新作《大学之道——美国名校的崛起历程，其对国家不可或缺的作用，为什么必须对其进行保护》，适时地进入了中国。从其超长的书名，不难看到作者的抱负和此书的使命。在众多关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著作中，这本书不仅最为独特，可能也是最为深刻的。它最独特和非凡之处，是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危机置于一个全新的“舞台背景”之下——那是一个脱胎自20世纪，以全球化、信息化、知识经济、恐怖主义等等为特征，以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等各种“后”为标榜的全新时代。书中提出了“后911时代”的概念，并详细讨论了反恐意识形态对学术自由的影响，虽然全书的关注远不止于此。我之选用“后911时代”作为标题，是因为作为一个超越性、划时代的社会符号，它已经超越了恐怖主义本身，而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标识。在全球性的“后现代”时空中，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诸多问题都具有一种共时性，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和共鸣。况且，它还有一部分是专门针对中国大学而写的。
相信中国的读者，对研究型大学的演变——从英国修道院式的古典大学，到德国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研究型大学，以及这一传统在美国的发扬光大——的历史进程并不陌生。乔纳森·科尔教授所揭示的，是实现这一转变所需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推动这种转变的社会力量。那是伴随美国成为“知识社会”，科学共同体开始凝聚，大学学术自由的价值和制度不断构建、生长的精彩历史。包括欧洲反犹致使大批科技精英流向美国，两次世界战争导致大科学的兴起和国家任务导向的研究模式，大学与工业界、私人基金会和政府之间形成新的“关系矩阵”，美国教师协会和美国社会学学会等专业组织的作用，以及包括杜威、赫钦斯、科南特等等一大批优秀人物发挥的关键作用。值得认识的是，其背后有一个整体性的社会改革思潮，即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知识界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共同语言和共同价值观，并开始进行全球性思考。对比这样一个像大树年轮般细密而富有质感的生长，我们再一次意识到在20世纪上半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学术自由在中国的生长，是一个多么单薄和仓促的过程。
学术自由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卓尔不群的最重要的论证，这已经成为常识，但我们仍然会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一价值的坚守而感动。作为学术自由最坚定的倡导者，1929年三十岁时被任命为芝加哥大学校长的赫钦斯是一个标杆性人物。他认为大学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们必须是批判的中心。”“大学是为造福社会而设立并起作用的场所，前提是它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中心……大学教育就是为你能所想象的、你能汇集的最好的人提供的最高层次的一种持续的苏格拉底式对话，这些对话涉及最重要的问题，而你必须全力去做的，就是保证这些人的思考和表达的自由。”更为具体地，科尔教授将研究型大学的文化和组织的核心理念归纳为这样互相关联的十二项价值：普遍主义；有组织的怀疑主义；创造新知识；思想的自由公开传播；无私利性；自由探索和学术自由；国际共同体；同行评议制度；为“共同”利益工作；权威治校；学术传承；学术共同体的活力。
科尔教授的另一重论证，美国研究型大学拥有的超群地位，它为什么对国家是不可或缺、为什么必须对其进行保护的论证，是十分独特而强有力的。那就是：它成为人类社会发现和创新的主要来源。作者详细地介绍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做出的持续提高人类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新发现，从而突显了当代大学承担的这一社会使命：创新。它创造性地将“研究高深学问”这样的使命表述应用化，回答了研究型大学特别重要、不可替代的独特社会价值。
创新与学术自由成为当代大学使命和价值的一体两面。为了实现社会创新、知识和科技创新的使命，必须实行学术自由，因为没有人能够独断真理。转换到人力资源的视角，科尔教授指出，认为大学教授的研究是蜜蜂酿蜜的比喻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90%的重要发现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来自极少数的优秀教授。之所以还要维系庞大的教授队伍，因为你无法知道最优秀的人在哪里。在一个优良的学术生态之中，才能构筑一个尽可能高的学术金字塔。这与国内流行的指导思想正好相反，我们的管理者自信地认为可以通过各种“人才工程”、伯乐相马式的圈人圈地，将极少数的优秀人才一网打尽！
雄踞巅峰、环球四顾的美国研究型大学从没有放松过警惕，他们一直在追问是否做到了最好、是否丢失了什么，我们的敌人在哪里？科尔教授深刻地论证，敌人是我们自己，大学面临的真正危险，是来自对学术自由的侵蚀，是对政府功能的界定，是“我们自己不能在美国促进高等教育和自由探究。”
对学术自由的捍卫和坚守，正在成为一场艰难的挑战。1950年代麦肯锡主义时期的“红色恐怖”对学术自由的迫害，是美国一段挥之不去的惨痛经历。这一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对自由探究的攻击已经成为数十年来文化战争的一个特征”，这在这一轮反恐战争中被极大地显性化了。2006年通过的《爱国者法案》明确“放松”了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对外国留学生实行限制性的签证政策；对大学学生、教师、图书馆、出版交流的各种监视越来越强；对科研项目的资助和科学家的干预是直接的；同样受到干预的，是大学的文科课程和学者，尤其是涉及中东、伊斯兰教的内容，甚至有学生组织试图限制课堂对多元观点和异见的讨论。出于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国会的各种委员会、大学的理事和董事、捐助者、各种倡导团体向大学施压，要求它在各种规范和价值观上退让。“捍卫大学特设委员会”发表的声明称：“对思想进行意识形态的或政治立场的测试，这些攻击威胁到了民主社会中的学术自由和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书中提供的调查令人惊讶：“社会科学家在今天感受到的对学术自由的威胁，和麦卡锡时代同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与冷战时期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抗不同，反恐作为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根源于人类文明的冲突和危机，它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公民自由和国际关系准则的整体性伤害，通过最近斯诺登揭露的“棱镜”事件可见冰山一角。在这一新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对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公民自由的坚守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别具一种悲壮的意味，因为这似乎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抗争，是一个没有人能够置身其外的整个文明社会的噩梦。
在“后911时代”或后现代社会，对学术自由同样深重的另一重侵害，来自跨国公司、企业、政府主导的全球性市场竞争。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生物医学、通讯技术等学科，获得大量资助而快速发展，导致了学院和学科的失衡。对科学实用价值的片面强调，利益导向的科研对大学学术生态、学科发展的直接影响，是导致大学最为宝贵的非功利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艺术等学科的边缘化。“学术资本主义”成为一个崭新的概念，它是指大学和教授们的关注日渐集中在为获得外部资金的市场活动上。原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忧虑研究型大学正在进行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商业化将导致大学将其精力集中在其次要功能上，从而可能颠覆大学的基本理念。这一发展同样具有全球性和共时性的特点，在仍处于发展中状态的中国大学，这种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态势同样清晰无遗。这很可能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学所经历的最为幽暗、诡异的病变，隐秘地决定着大学未来的命运。问题是，我们似乎正在失去制衡和矫正的力量。
科尔教授还有一个特别关注，是其他学者较少涉及的，即如何形成国家对科技正确的干预、形成国家的科技战略，建立一种使科学家、工程师和社会科学家能够将日益复杂和深奥的科学问题向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提供咨询的机制。其实，早在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创建之初，美国就设立了总统科学顾问。只不过今天这种需要更为紧迫和强烈。它在一个方面转化为这样的问题：如何认识和平衡大科学时代国家任务导向的科研，与传统的基于科学家的想象力和好奇心驱动的科研？
支持基于好奇心驱动的科研的论据主要是功利主义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无用的研究往往会被发现巨大的实用价值。然而，仅从实用功利的辩解可能是不够的。作为一种“志业”的科学研究，是一种磨砺理性、发展智力的活动，大学的文化精神状态、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本质上是非功利的。不仅科学，诸如艺术、体育等人类的许多活动，也是一种无用之用，满足的主要是人类自我愉悦和自我挑战的好奇心。这些智力或精神活动所产生的商业价值，则是一种副产品。在国家大规模介入科学研究之初，身兼教育家和官员的洪堡，就明确意识到这一潜在的危胁。他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索纯粹的学问，而非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国家应当尊重科学活动的特性，不试图将大学的活动纳入政府的行为系统。“当科学似乎多少忘记生活时，它常常才会为生活带来至善的福祉”[1]；而大学如果实在了其自身的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2]随着德国研究型大学淡出世界的中心，这样的深思熟虑也已经成为空谷足音。
出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危机感，科尔教授的一个重要关注是美国有竞争对手吗？答案很明确：没有。在比较研究的视界，问题转换为曾经辉煌一时的欧洲大学到底怎么了？中国是潜在的挑战者吗？他对法国、德国和中国大学体制存在的问题做了鞭辟入里、发人深省的揭示，对中国大学参与国际竞争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据介绍，科尔教授近年来两次访问中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赞誉有加，对南京在短时间内建成仙林大学园区感慨不已。这使我担心，如同许多国外学者，他们锐利的目光在观察中国时，是否会失真和变形？从他对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具体建议看，他的观察仍然是敏锐和聚焦的。
科尔教授提出了中国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时应该考虑的12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需要对自由探究和学术自由价值的更深的承诺”，他说“目前尚不清楚中国人是否真正认识到，如果他们希望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具有创造性，就得给予这些人极大的自治和自由。”这是一个真问题，答案也清晰无误。最近发生的浙江大学海外校友会抵制新校长任命的网络呼吁，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在治理层面的颟顸低能。尽管2010年国家颁布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规划纲要》提出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的要求，但仍然停留在纸面上。研究型大学的校长主要是作为副部级干部来配置的，大学教授和教师几乎完全没有发言权。上个世纪40年代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提出的大楼和大师之辨，已经成为大学治理的老生常谈，我们至今还是只见大楼不见大师，“钱学森之问”仍然是一个有待破解的“天问”。
科尔教授的另外一些建议也切中时弊，例如，需要将一些文科看成大学至关重要的部分，否则将难以实现一流大学的宏大目标；需要为本科生制定一个开放的、结果导向的、满足社会需要的课程体系，从小培养学生进行独立思考、愿意对权威提出质疑的能力，等等。其中有一个建议深得我意，是国内很少讨论的：需要解决研究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分治的问题。与法国和德国类似，中国也在大学之外建立了一个与大学争夺资源和人才的科学院系统，这已经被证明是一种缺乏效率、需要变革的落后体制。事实上，中国科学院是移植苏联体制的产物，直接源自欧陆的传统。可惜，由于部门利益的羁绊，这一改革至今没有提到应有的日程。凡此种种，因而有识者说这本书应当是总理必读之书。
记得2001年“911”悲剧发生之后，曾看到过一段言论，令人至今难忘：只要美国的数千所大学不倒、几百所国家实验室健在，美国就会屹立不倒，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强大的国家。是的，在“后911时代”，我们的威胁主要不是来自恐怖主义，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我们的敌人都是我们自己。大学精神的衰微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大学的危机庶几也是国家的危机，文明的危机。面对扑朔迷离的“后”时代，我们只有基于对人类文明的信心，相信提出问题、正视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我们需要从历史智慧中领悟和恪守大学之道。如同科尔教授所言：探究的自由，正是大学存在的理由。

[1]转自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修订版），第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转自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修订版），第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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