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建莉：学“语文”不是学“语文课本”

前几年有一位叫李路坷的女孩一度被人们关注。她两次跳级，15岁就考上了清华，20岁攻读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当人们都用看待天才的目光看她时，她父亲却说，女儿并非智力超常，她与别人的区别只是在于：当别人的孩子正在拼命去读去背一些无关紧要的、最多只能供翻翻而已的文字（主要指语文课本）时，我在让孩子读《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经典作品。
李路坷的父亲坚持让女儿有大量的课外阅读，认为最好的少年时光应该去读经典作品。他对现在的学校语文教育很不满，认为“在无关紧要的文字上喋喋不休、浪费过多光阴只会毁掉人的一生”。由于他的这种想法与学校教育有矛盾，他让孩子休学三次，以便女儿能无拘无束地自由阅读。大量的课外阅读给李路坷带来了智力和学习上的飞跃，带来生命的早慧和成长的轻松。
李路坷父亲的做法可谓离经叛道，与当下很多教师和家长把语文课本奉为语文学习的圣经形成对比。由此不能不欣赏他的勇气和见识。
看过一本书叫《我们怎样学语文》，里面有当代七十多位知名科学家、文化学者、作家等撰写了自己早年语文学习的经历，按作者们出生或求学的年代，全书从二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分为四个部分。我从书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五十年代以前的学界泰斗们，他们对自己当年的语文学习全都充满温情的回忆。他们的语文学习内容，基本上都是中华文化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经典名章；他们几乎都遇到一个或几个学养丰厚的语文教师，从最初的语文学习中获得了完善的语言和思想的滋养；都肯定地认为早年的语文学习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及做人莫定了良好的基础。例如，有人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为什么能成为院士，有什么个人因素。他回答说：“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人文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语文起了重要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七八十年代接受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这些人，他们对自己所经历的语文教育充满批判，认为教材选编质量不高，教学方法陈腐，思想启蒙贫乏。而他们之所以后来“成才”，在于侥幸获得一些课外读物，正是这些课外读物成全了他们。
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上中小学的时间应该在七、八十年代。他在《我所接受的语文教育》一文中说，“如果让我给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语文教育打分，我不会打‘零分’，因为它不是‘零分’，而是负数。我之所以这样说，一点都没有故作惊人的意思。我们在接受了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后，不得不花上很大的力量再来一次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
他批评的是当时的语文教育。可时过境迁，这么多年了，我们的语文教育依然故我。这种糟糕状态，到现在尚未有结束的迹象。
从教材的编排看。现在小学语文大致还是采用先学拼音、生字，再学词汇、句子这样一个逻辑框架。
拼音真的需要放到语文学习的最前面吗？生字真的需要那样一个个独立地去学吗？
这里有一个貌似合理的逻辑推理：会读文章就得先认字，想认字就得学拼音——事实上，这个表面合理的逻辑并不符合儿童的认知顺序，逆反了人类学习语言文字的天性。颠倒了的语言学习的顺序，充满反认知的内质。
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工具，拼音更只是“工具的工具”——它就相当于二胡演奏员偶尔使用到的那块松香，可以让弓毛更润滑，却用不着在每个孩子初学二胡时就先去花费好长时间学习关于松香的知识——可这个“工具的工具”现在却变成了工具本身和目的本身，以至于居然有人提出中国文字以后要用“拼音”完全代替“汉字”。这样荒谬的想法不但被公然提出，竟然还引起讨论，真是不可思议！同时我们还忘记儿童学习需要的是形象、有趣、整体感知等特点，一上学就把他们拉到枯燥而抽象的字母和生字上来，孩子们为此付出了痛苦的努力，却收获不到学习的快乐，他们花费了许多时间，只学到了很少东西。
有一次看到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的王东华先生说了这么句话，觉得说得很好。他说：我们的语文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用教西方拼音文字的方法教中国的象形文字。在过去，一年的私塾教两千多字，现在把我们国家两千年优秀的识字教育抛弃了，孩子们到三年级都看不懂东西。
从语文教材的文本选择上看，平庸之作非常多，不少作品从思想性、趣味性到文字的精致性，都算不得上品，却进人了教材。
陶行知在七十多年前就批评说：“中国的教科书，不但没有把最好的文字收进去，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我们读《水浒》、《红楼梦》、《鲁滨逊漂流记》一类的小说时，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甚至从早晨读到晚上，从夜晚读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气看完才觉得痛快。以零碎文字做中心的教科书没有这种份量。”他把这种教科书比喻为“没有维它命的菜蔬”和“上等白米”，“吃了叫人害脚气病，寸步难行”。
陶先生还说：“有人说，中国文人是蛀书虫。可是教科书连培养蛀书虫的力量也没有。蛀书虫为什么蛀书，因为书中有好吃的东西，使它吃了又要吃。吃教科书如同吃蜡，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陶先生在几十年前抨击的现象并未改善，且愈来愈烈。
当代著名作家孙郁曾做过一段时间中学教师，他从自己在七十年代接受的语文教育和后来当教师的经历中，对语文教育深感失望。可到他的女儿长大上学了，他有一回翻女儿的课本，大吃一惊，他曾经教过的令他失望的篇章在女儿的教科书里比比皆是。
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评价说，我们语文教材的编选基本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这实在是一针见血。
从教学上来看。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仍然沿用生字、解释词语、分析意义、体味思想，以及大量的现代文背诵等这样一种八股教条。
哪些字是生字，哪些词是生词，都是教材规定好的，学生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去写去背这些“生字”和“解词”，即使这些字和词早已是大多数孩子熟知的。和语文教材同步下发给老师们的“语文教学参考书”早已规定了如何解读每一课。当代著名教育家、特级教师李镇西博士批判现在的语文课成为思想专制的场所，“学《孔乙己》只能理解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学《荷塘月色》只能理解这是朱自清对大屠杀的无声抗议？一学生的心灵被牢牢地套上精神枷锁，哪有半点创造的精神空间可言？”我知道一些孩子为了上课能准确回答老师的提问，会想办法弄本教材参考书来，这样他们在语文课堂上就能“正确”地回答出许多问题。
语文课本上经常有很多现代文背诵要求。由于现代文是口语化的东西，它在文字上是开放的，不像古典文学那样词句严谨。而要孩子背诵的，多半是一些很平常的段落，根本达不到“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的境地，但考查时却要求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能错。把一个开放的东西背出严谨来，孩子们唯恐出错，比如不能把“狠狠打了他一下”背成“狠狠地打了他一下”——仅仅是多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地”字，那也不行。每一个标点都要死死记住？一背诵的目的只是为了“正确”，而不是为了体悟，不是为了把经典刻进记忆和思想中，只是为了考卷上不丢分。手段和目的在这里被完全搞乱了。
从教师的语文素养上看，多年来僵化而单一的教学方式，使语文教师这个群体的专业素养大大退化，“语文教师”这个角色所暗示的学科素养是如此苍白。我亲耳听到一位校长在谈到一个教师的工作安排时说“教不了别的，还教不了语文吗！”圆圆在小学时，老师经常强调“学语文就是要背课文，凡是背课文好的学生，考试成绩就高”。上初中后，遇到更令人吃惊的语文老师。那个老师非常“敬业”，经常给学生留大量作业，其中好多作业没来由。比如把“无精打采”归人“生字”类，要学生们查字典给每个字注出读音来——对于已上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这四个字哪个是生字呢？还比如让解释什么是“咳嗽”、“力气”、“骄傲”等，而这些词多半在汉语大词典上都查不到注释，学生们只好用更为复杂的文字来“解释”这些“生词”，这样的作业能让人气破肚。
我记得有一次圆圆做这种作业时很烦，说看来“吃饭”、“喝水”也得解释了，于是我们千脆玩游戏，一起对“吃饭”给出这样的注解：“以勺筷等特制工具将食物送进口中，用牙齿磨碎，经咽喉进人肠胃的过程”，解释完后，发现这下出现了更多需要解释的词，比如“勺”、“食物”、“肠胃”——简直是“学无止境”啊！我们苦中作乐地笑了一气。
从阅读量上来看。以目前北京市小学四、五年级课本为例，一本教材大约有2一3万字，而一个四年级儿童的正常阅读量应该达到一学期80一100万字——并非教材的2万字是“浓缩的精华”，可以抵得过一般书籍中的20万或200万字，它就是2万字，不多也不少——这就是说，从学生应该达到的阅读量来说，教材所提供的阅读量远远不够！语文教育界近些年开始强调学生的课外阅读，并开列出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但大多数学校和教师看重的是当下的考试成绩，对课外阅读并不重视，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习基本上都局限于语文课本。尤其是小学，教学活动几乎全部紧紧地围绕着课本展开。所谓“课外阅读”，不过是一缕耳旁风。
前两年，社会上开展过一场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讨论，许多人表达了对当前学校语文教育的不满，甚至有许多激烈的言辞。中小学语文课难以承载“语文学习”这样一个重任似乎已形成共识。但辩论过后，情况依然，有小调整，但换汤不换药，情况基本上没有改观。
这是个让人心痛的事实，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创造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语言文化财富。进人现代社会，我们的科技进步了，可是居然越来越不会学自己的母语了。我们的语文教育越来越趋向工业化思维。符号化、技术化、标准化的教学和考核，消灭着语文这个学科中特有的千变万化的魅力和它的丰富性。母语学习本该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现在它被异化了，变成一件枯燥而扭曲的事情。语文课越来越变态为一种近乎折磨人的活动，难怪那么多孩子们越来越不喜欢学语文了。

学语文到底该学什么，怎样才能学好语文？
语文教学改革是个宏大课题，需要深人研究，任何个体都无法给出权威答案。但我们毕竟有一些有效的经验，可以运用于当下的学习生活中，取得明显的效果。从许多人的经验及各种资料中可以归纳出，学好语文有很多要素，但最核心最根本的方式就是阅读，在语文学习上没有阅读量的积淀是不可行的。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试用过许多的手段来促进学生的脑力劳动，结果得出一条结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扩大他们的阅读范围。
阅读贫乏的人，一定是语言贫乏的人，同时也是思维贫乏的人。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学好语文，却漠视他的课外阅读，这好比给一个本该喝一杯奶的孩子只预备了一匙奶，让一个想学游泳的人进浴盆试水一样。
现在中小学都开设了“阅读课”，但这些课基本上不是孩子手里拿本书去读，而是教师讲“阅读方法”，学生做“阅读题”。这宛如当一个人需要喝水时，旁边的人就滔滔不绝地给他讲一大堆关于喝水的知识，并让他回答一些关于喝水的问题；而盛满清水的水杯却从来不肯递给他。
国家每年为中小学图书馆建设投人大笔资金，可很多学校的图书馆只不过是阁楼顶上落满灰尘的一只旧纸箱——仅仅是说起来有那么个东西，实际上跟学校的日常教学生活毫不相干。孩子们一直处于“阅读贫困”中，学校语文教研会的讨论主题经常是“如何讲好阅读课”。
如果学校教育中没能为孩子们提供足够的阅读条件，课外阅读就一定要在家庭中补足。
在我接触的家长中，不少人对阅读与语文学习的关系认识不足，有的家长甚至阻挠孩子的课外阅读。他们很关心孩子的成绩，听人说读课外书对学习有好处，就让孩子读几天，可孩子刚一产生阅读兴趣，开始出现着迷的样子，家长就担心了，怕耽误学习，又赶快把孩子拉回到课本中。这些家长总认为读课外书不是学习，学课本才是学习。
在小学中确实有这么一种现象，一些孩子从不读课外书，考试成绩经常很高，而一些经常读课外书的同学在考试中并未显出优势。
这是因为小学语文考试卷一般都是紧紧围绕着教材来的，考试前紧扣教材的反复训练，确实会让孩子们在卷面上表现出好成绩。事实上，不少人的成绩只是一“种假象”。并不是孩子们作弊了，而是这样的考试不能考查出学生们真正的“语文水平”，它只是在考查“学课本的水平”。
语文成绩假象一般只能维持在小学阶段，一旦进人中学，尤其是高中，语文考卷和课本的联系越来越弱，成绩与阅读量的相关性就显现出来了。
高考语文试卷，除一些古诗文外，绝大多数内容和教材无关，它考查的基本上就是学生真实的语文水平——我并不是说高考的命题方式是最合理的，在这里无意评价这一点，只是想说明，如果不关注阅读，死抱着教材学语文，那么学生进人中学后就会越来越力不从心，到头来，在最关键的高考场上，恐怕也难以获得好成绩。而一个语文水平真正良好的学生，他可以从容应对任何形式和水平的考卷，高考中也不会表现得平庸。
著名特级教师魏书生在中学教语文时，虽然肩上有学生升学考试的压力，但他总是在开学的第一个月就领着学生把课本全部学完，剩下的时间进行广泛的阅读和相关学科活动。他也是如此蔑视教材的一个人，却能把普通校的“差班”教到考试成绩超过重点校的“实验班”。他把握住了语文学习的核心，取得好成绩也是件水到渠成的事。
大多数家长和教师做不到像李路坷的父亲或魏书生那样，有勇气并有能力让孩子甩开语文教材来学习，但我们至少不要唯教材是从。首先认识到学语文不是学语文课本，然后才能大胆地把课外阅读引进孩子的学习中。
文章来源：《好妈妈胜过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