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雷:中国“女状元”增多背后的原因和应试教育潜忧
周雷:中国“女状元”增多背后的原因和应试教育潜忧
近日,中国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撰文认为,中国女“状元”增多是应试化加剧的结果,女“状元”近年来增多,显示教育应试化更加严重。他提到广东高考成绩公布,今年文理科状元都被女生夺得,广东7年来17个全省第一名,女生占七成。2007年高考,全国30个省份产生66名高考状元中有女生46人,男生20人,女生比例超过70%。
此论一出,遭到不少网民批评,说熊丙奇贬低女性。而在我看来,熊先生的描述似乎没有贬低女性的意思,只是表明在应试系统走向精细化的过程中,女学生具有更强的优势。应试系统中,女学生更容易表现出优异的口才、修辞能力,应试技术也要好很多。而男生先天社会化适应比女性慢,在容忍和应对规则角度上远不如女生。
男生更喜欢一心多用(multi-tasking),试图搞定考试还耍性格和聪明,而这在刚性和压制性的应试系统中很难实现。中国应试系统的核心精神是驯服、放弃自我(self-effacing)、伪创造性、奴隶式的效率。某种程度上,女同学优异和女状元的增多,恰好是中国社会男权特征积重的结果。这些女状元在进入高等学校后,会在不同阶段被人告知,她们最佳的出路是边读博士,边生孩子,然后相夫教子。
中国的应试教育源远流长,其先天带有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基因,是一种明显的以书写为核心的权力体系,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里,重书写而轻言语,所谓仓颉造字,文王拘而演周易,书写是神谕和天命的刻写和转换。中国最重要的文献都是刻在龟甲、石头、卷轴等媒介之上,而不是通过语音学的修辞来传承,这与“西方”从文明源头就重修辞、演讲的语音中心不同,西方的诸多演讲世代通过听觉来传承,而非其书写。
以至于,从中国现有政权重口号、宣传、标语、条幅等方面仍能看出书写作为权力核心的影子作用,中国极少流传政治和文化人物的声音和语音文献,无论哪个时代。中国现行政治治理的核心工具是文件、批示和精神,它都是基于书写的各种展开,即使是“重要讲话”,它产生影响在于文本化。
口音、方言、土语、官话等语音层面的特征和优势在中国政治治理和文化传承系统中是淡化和弱化的,优劣标准全部转换成在方寸之地腾挪的文字格局和书写气象。老子可能极为沉默而寡言,因为他认同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雄辩的韩非子是口吃;诸葛亮立功立德的不是他的舌战群儒的文字对话录,而是《出师表》、帷幄后的推演运筹和谶纬式的造锦囊能力;近现代中国极少有演讲和语音实录流传至今,中共政权的建国者清一色几乎都是“方言式”人材,夺天下全在书写之功。
中国的应试体系,在于定制、驯化、吸纳能在圣训、君命、文脉、运势等方面具有理悟力和表述力的帷幄型和效率性人材,可能被系统性排斥在外的是狷介、旷逸、散淡、创造性、反抗性、制造范式、偏才式人群,例如干将、庄子、嵇康、李贽、宋应星、徐渭、蒲松龄、徐霞客这类人。
应试系统也能吸纳天赋异禀之人,但是在被权力驯化之后,这个群体多在既定范式、功能、生态位上进行连缀、深耕和微雕,而失去了野性思维、实验性的能力,从而也使中国文化缺少跨类型和转换生成型人物。例如,你无法想像这个系统会出现具有庄子宇宙审美能力的人,于乱世写本《抱朴子》,同时跟干将和宋应星合作,生产富民利国于万代的《天工开物》实验室。
同时,在这个应试系统中,即使是现在,我们也无法想像一类人会有《梦溪笔谈》的文献功夫,徐霞客的行动能力,李贽的批判精神,郑和航海或内陆探险的机会,李时珍的植物文献学知识,或是这群人能在一个类似魏源的“课题负责人”带领下,思考为天地正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代际主题。
具体到书写与应试教育之间的关系,考生必须在考试限定的几个小时之内,表现出高超的概念理解、判断出题意图、数据引用、立意展开、单项知识点提取、创造性展开等方面的潜质。应试教育的全部过程都是在训练学生如何辨别真正的出题意图,推测隐藏的精神,熟悉规则和语境,淡化个性而直接回应,工具化表述和思虑周全。
中华文明的崛起、现代科技强国、中国版文艺复兴、中国防落后挨打等命题动机,被破碎、片段、错乱的一组教科书和应试系统承接下来,试图通过局部改善至全局改良的逻辑推行。考生在这几个小时的应试指标呈现,像是现代西医的体检,只能检查出血红蛋白等单项指标,于是生产出一批“职业学生”和“职业考试人”,在这个不允许逾规、不鼓励想像、不提倡创意、不激发异论的应试制度下,我们试图找到和培养出未来的拿破仑、乔布斯、奥巴马、诺贝尔、达尔文。
在以吸收国外博士为荣,录用本地博士为耻,事事国际核心期刊,学术项目课题化,知识官僚管理化的中国大学制度里,我们让这些现代状元、进士、举人、秀才走完它们各自的生产流程。在这个系统之下,女生容易乖巧,男生容易乖戾。女生内化规则的能力远高于男生,但男生也有机会后知后觉,最终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部分的男生在反社会能力和合规能力双重缺失后,表现的是屌丝似的“平庸”,或和巴西足球一样:强而不硬,射而不远。
(周雷:BRICS FUTURES智库创立人)
文章来源:共识网
此论一出,遭到不少网民批评,说熊丙奇贬低女性。而在我看来,熊先生的描述似乎没有贬低女性的意思,只是表明在应试系统走向精细化的过程中,女学生具有更强的优势。应试系统中,女学生更容易表现出优异的口才、修辞能力,应试技术也要好很多。而男生先天社会化适应比女性慢,在容忍和应对规则角度上远不如女生。
男生更喜欢一心多用(multi-tasking),试图搞定考试还耍性格和聪明,而这在刚性和压制性的应试系统中很难实现。中国应试系统的核心精神是驯服、放弃自我(self-effacing)、伪创造性、奴隶式的效率。某种程度上,女同学优异和女状元的增多,恰好是中国社会男权特征积重的结果。这些女状元在进入高等学校后,会在不同阶段被人告知,她们最佳的出路是边读博士,边生孩子,然后相夫教子。
中国的应试教育源远流长,其先天带有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基因,是一种明显的以书写为核心的权力体系,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里,重书写而轻言语,所谓仓颉造字,文王拘而演周易,书写是神谕和天命的刻写和转换。中国最重要的文献都是刻在龟甲、石头、卷轴等媒介之上,而不是通过语音学的修辞来传承,这与“西方”从文明源头就重修辞、演讲的语音中心不同,西方的诸多演讲世代通过听觉来传承,而非其书写。
以至于,从中国现有政权重口号、宣传、标语、条幅等方面仍能看出书写作为权力核心的影子作用,中国极少流传政治和文化人物的声音和语音文献,无论哪个时代。中国现行政治治理的核心工具是文件、批示和精神,它都是基于书写的各种展开,即使是“重要讲话”,它产生影响在于文本化。
口音、方言、土语、官话等语音层面的特征和优势在中国政治治理和文化传承系统中是淡化和弱化的,优劣标准全部转换成在方寸之地腾挪的文字格局和书写气象。老子可能极为沉默而寡言,因为他认同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雄辩的韩非子是口吃;诸葛亮立功立德的不是他的舌战群儒的文字对话录,而是《出师表》、帷幄后的推演运筹和谶纬式的造锦囊能力;近现代中国极少有演讲和语音实录流传至今,中共政权的建国者清一色几乎都是“方言式”人材,夺天下全在书写之功。
中国的应试体系,在于定制、驯化、吸纳能在圣训、君命、文脉、运势等方面具有理悟力和表述力的帷幄型和效率性人材,可能被系统性排斥在外的是狷介、旷逸、散淡、创造性、反抗性、制造范式、偏才式人群,例如干将、庄子、嵇康、李贽、宋应星、徐渭、蒲松龄、徐霞客这类人。
应试系统也能吸纳天赋异禀之人,但是在被权力驯化之后,这个群体多在既定范式、功能、生态位上进行连缀、深耕和微雕,而失去了野性思维、实验性的能力,从而也使中国文化缺少跨类型和转换生成型人物。例如,你无法想像这个系统会出现具有庄子宇宙审美能力的人,于乱世写本《抱朴子》,同时跟干将和宋应星合作,生产富民利国于万代的《天工开物》实验室。
同时,在这个应试系统中,即使是现在,我们也无法想像一类人会有《梦溪笔谈》的文献功夫,徐霞客的行动能力,李贽的批判精神,郑和航海或内陆探险的机会,李时珍的植物文献学知识,或是这群人能在一个类似魏源的“课题负责人”带领下,思考为天地正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代际主题。
具体到书写与应试教育之间的关系,考生必须在考试限定的几个小时之内,表现出高超的概念理解、判断出题意图、数据引用、立意展开、单项知识点提取、创造性展开等方面的潜质。应试教育的全部过程都是在训练学生如何辨别真正的出题意图,推测隐藏的精神,熟悉规则和语境,淡化个性而直接回应,工具化表述和思虑周全。
中华文明的崛起、现代科技强国、中国版文艺复兴、中国防落后挨打等命题动机,被破碎、片段、错乱的一组教科书和应试系统承接下来,试图通过局部改善至全局改良的逻辑推行。考生在这几个小时的应试指标呈现,像是现代西医的体检,只能检查出血红蛋白等单项指标,于是生产出一批“职业学生”和“职业考试人”,在这个不允许逾规、不鼓励想像、不提倡创意、不激发异论的应试制度下,我们试图找到和培养出未来的拿破仑、乔布斯、奥巴马、诺贝尔、达尔文。
在以吸收国外博士为荣,录用本地博士为耻,事事国际核心期刊,学术项目课题化,知识官僚管理化的中国大学制度里,我们让这些现代状元、进士、举人、秀才走完它们各自的生产流程。在这个系统之下,女生容易乖巧,男生容易乖戾。女生内化规则的能力远高于男生,但男生也有机会后知后觉,最终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部分的男生在反社会能力和合规能力双重缺失后,表现的是屌丝似的“平庸”,或和巴西足球一样:强而不硬,射而不远。
(周雷:BRICS FUTURES智库创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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