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举宏：“差生”是如何“被形成”的

没有孩子生来就是“差生”，秦朝陈胜质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宋朝汪洙更是直言：“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孩子没有上学时，没有孩子被标识为“差生”。可是一旦入了校门、来到课堂，就有一部分学生被称为“差生”。在幼儿园内，“差生”的称呼用得很少或者几乎不用，孩子们天真烂漫、活泼可爱，在家长和老师眼中个个是天使；但是入了学，年级越高，“差生”越是叫得响、叫得频繁，越是刺激人的神经，以至于家长和教师都变得神经兮兮的。还有一个令人称奇的现象：再薄弱的学校都有“优等生”，再大牌的名校都有“差生”。“差生”转学到另一所学校，极有可能成为“优等生”。据说不少中国的“差生”出国留洋后都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几年后，他们昂首挺胸地回来了，而且还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再过几年，他们又有了一番挺不错的业绩。对此，是否可以说，世上本无“差生”，“差生”是特定教育环境下“被形成”的呢？我看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

单调的选修课程制造了“差生”
课程改革的核心就是构建选择性和自主性的课程体系，因为提供服务于学生个体发展的课程体系是教育的基本责任。课程影响学生的发展方向，课程影响学生的命运。西方发达国家的个性化教育从一张张个性化的课表上就可以看出来，无需太多的说明和华丽的解释。一位留学英国的学生这样回忆：“我得知那个学期全校选修这门课的只有我一个人，教课的老师是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我问他这门课会不会取消啊，老师反问我：‘你想不想让它取消？如果你想上，我就会开。如果你觉得不值得，要退选，那我只好取消它了。’”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朴素的语言诠释着“课程服务于学生发展”的理念。其实，“一个学生的课堂”在西方发达国家是非常常见的。为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而不计成本，一所学校提供100～200门课程只是基本要求，学校会向全社会招聘不同专业方向的教师，家长和社会专业人士可直接参与课程建设，以确保每一位学生选修课程的需要。学生真正实现课程选择的自主性，从而体现出人才培养的特色。因学生的需求而设置课程，这是建构学校课程体系的底线。
我们的课程观可从“龟兔赛跑”的寓言中可见一斑。“龟兔赛跑”的寓言在我国流传甚广，从中得出的“勤能补拙”的启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其实这则寓言是个伪命题，对教育的危害甚大，原因有二：一是龟的爬行与兔的飞跑是基因决定的，因此这种先天的“拙”岂是后天的“勤”所能“补”得了的？乌龟再刻苦训练也成不了飞跑的“兔”。二是将龟与兔放在一起比拼速度，这看似公平的竞争却是天大的不公平，因为乌龟输在“起跑线”上。让人笑掉牙的是，我们的教育天天在干这样的事，将全班几十位“乌龟”和“兔子”集中在一起开设“奔跑”课程，于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乌龟”成为了“差生”；日子再长点，这批“差生”的自信心受到严重摧残，于是整天缩着“乌***”过日子。更为残忍的是，“乌龟”们想逃离“奔跑”课程的摧残，却始终找不到出路。“乌龟”向学校提出选修“养生”课程的请求，学校一口拒绝，理由很充分：一是学校没有“养生”课程的师资，就是有，也不能单独为你开设，因为教育成本太高；二是现在高考科目中没有“养生”学科，我们要对你的前途负责；三是你小小年纪不想“奔跑”、不想吃苦，却想偷懒而学习“养生”课程，“养生”课程岂是你这个年龄的孩子研究的？为了提高“乌龟”在高考中的“奔跑”成绩，学校还组织专门教师起早摸黑地为那些“乌龟”们进行“补差”，同时用“龟兔赛跑”的寓言鼓励着“乌龟”。虽然新课程改革提出了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的构想，但是这一理想遭遇到考试评价、师资结构和班额规模等现实瓶颈。目前中小学师资队伍存在着专业种类少和人员编制紧等突出问题，学生想学的课程因缺乏相应师资而无法开设，选修学生较少的课程因师生比、教师编制等政策制约也同样难以开设。同时，大量的选修课程因缺乏权威机构的认定评价，而导致学校评价结果无法“走出校门”，不被社会广泛认可。新课程改革唱响了选择性、自主性的教育诗篇，但是在现实的岔道口，学生还是没有真正何去何从的选择权。于是，在门类单调的课程中，总有一批学生找不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课程“避难所”，从而成了“差生”。

单一的教育评价认定了“差生”
评价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着学生向何处去，评价的最高宗旨应是成人成事。可是，教育评价选拔功能的极端化，以认定一批批“差生”为代价，选育了部分精英人才。正如“动物学校”中描述的情景：泥鳅、松鼠、老鹰等进入学校，学校开设了游泳、跳跃、跑步、飞行等课程。游泳课上，松鼠、老鹰首先遭遇尴尬，由于他们是“旱鸭子”，遭到了老师的训斥和嘲笑。在跳跃和飞行课程上，泥鳅吃尽了苦头，为了提高成绩，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两个项目上。一学期过去了，泥鳅被摔得伤痕累累，苦不堪言，虽然他一度想放弃这两个项目的训练，在游泳这个优势项目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碍于校方的规定和校长、教练的威严，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在期末成绩单上，泥鳅的跳跃、跑步还是只得了“C”等，飞行成绩为零，原本的优势项目——游泳由学期初的“A”等降到现在的“B”等；老鹰在飞行项目上以绝对优势得到了“A”等，但在跳跃、跑步项目上只得到了“B”等，游泳不及格；松鼠在飞行项目上得到了“B”等，跑步得“C”等，游泳没有及格，在跳跃项目上虽破了动物界的最高纪录，但也只得到“B”等，因为他是在树顶上起跳，而没有按照学校规定在地上起跳。在如此的教育及其评价中，泥鳅、松鼠和老鹰都是“差生”，都是失败者。这个情景岂是只发生在动物学校？现实中育人的学校中此类情景也是存在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和“万人同卷”的选拔性评价，湮没了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鲜明个性，使教育走入单一性的轨道，中考和高考作为绝对权威性、唯一性评价，必须人人过关，无一幸免。在中考、高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强制性认证下，即使再优秀的学生群体，也必须要认定出一批“差生”来淘汰，更不要说去关照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特长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人们一直在沾沾自喜地标榜中考和高考的公平性，这种评价真的是无法替代的公平性选拔吗？公平的就是合理的吗？将泥鳅、松鼠和老鹰放在同一个泳道上PK，你认为公平吗？合理吗？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教育评价？教育评价的主要目的是诊断每一个学生的潜质和特长，以便更好地选择适合的教育而促进学生发挥潜能、彰显个性，而绝对不是为了寻找学生的缺陷和不足，然后打上“失败者”的烙印。这种“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教育评价扼杀了众多学生的天赋和个性，造就了模式化的教育现状，培养出来的也一定是模式化的人才。我们是选择适合教育的学生，还是选择适合学生的教育？我们是为了学生发展而评价，还是为了教育发展而评价？看似问题浅显、答案明了，但是现实却有时写上了错误的答案，因为我们的教育有时还在“削足适履”，而不敢、不能为每个孩子选择一双舒适的“鞋”。倒不是教育不想孩子们穿上舒适的“鞋子”而走得更快，而主要是教育还无法摆脱那把“尺子”的魔法。

教育的无奈催生了“差生”
我们时常在屈从的处境中思慕人性的自由与完美，却从来不敢自主而充分地表达自己。这不仅是言语的堕落，更是精神的沉沦。在社会的种种压力下，教育难以独身自处，内心中充满无奈而默默选择了妥协。应试教育是一个历史的、重大的社会问题，校长和教师们心力憔悴，于是应试教育催生了一批批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在一个高度功利化的社会中，应试的教育和应试的评价盛行。在学校组织的一次又一次周考、月考、期末考、模拟考中，在一张又一张公布的“排名榜”上，“差生”形成了，并且得到学生、家长的群体认可。有时为了学校和班级的荣誉、教师的奖金，“差生”被打入冷宫而另册处理，或者干脆劝其退学这样更加省心，本科率和平均分会因此明显提升，表彰和奖金也就随之而来。“差生”们的日常生存状态我们都已经视而不见了，“差生”要么坐在教师的眼皮底下而受到严密的监管，要么被遗弃在教室的角落里而倍受冷落，甚至被直接或变相地拒绝在教育场域之外。他们成为学生课间饭后的谈资笑料，或者成为教师活跃课堂气氛的素材、教育学生的反面教材。在应试为唯一目的的教育中，“考什么教什么”成为研制和设置课程的准绳，课程体系缺乏自主性和选择性是逃脱不了的厄运。单一的课程难以满足学生多元智能结构和本真的多样性的发展，加上课程管理缺少民主协商机制，部分学生只能在规定的课程体系中接受着非意愿的预定式教育，学生就这么“被设计”、“被加工”着。“削足适履”是一个妇孺皆知的笑柄，但却成为我们社会公认并被追捧的教育模式。在“削足适履”的教育中，不少学生独立行走的双足残废了，残废的还有孩子们的思想、人格。我们都知道，“差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没有适合学生成长的学校中“被形成”的。班级授课制本身就是一种工业化产物，加上单一评价制度的推波助澜，在这种高度统整性的教育体制下，人被标准化加工而得以大批量生产。一旦发现不适合加工的“料子”，就会被当作“废料”而遗弃。从此，一批学生因达不到同一尺子的标高，他们的人生被贴上“差生”标签。

教育的不公滋生了“差生”
高度统整性的教育难以照管学生生命个体自然属性的丰富性，同时现实中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仍然是一个尖锐的问题。由于地区、学校和家庭的差异，学生在不同的教育世界中成长。因此国家将“教育均衡化”作为教育改革的首要目标，那是因为还有相当一部分出生在落后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难以获得良好的学习条件，他们在没有经过正规师范教育的教师带领下，使用募捐来的课本和纸笔，在破败不堪的教室中度过自己的学生生涯，他们中的一部分最终可能成为现实教育中的“差生”。对人的一生而言，学生时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一个人在最佳的学习时期没有享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他（她）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就很有可能处于劣势，那就意味着生存和发展的艰难可能长期存在。
我们需要高度警惕学校中学生被社会阶层化，如果校园中权力、金钱等社会力量非法地侵入或强力地渗透进来，那么很有可能腐蚀或俘虏教师公平的教育操守。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教室中，不同的学生却在享受不同的教育待遇，教育资源在同一个教室中再次出现不公平的分配。在师生交往中，“优等生”受到优待，他们占有更多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而“差生”受到冷落、怠慢等不公正的对待。“差生”身在教室，却失去了许多教育的机会，“差生”成为教育遗忘的对象而成为教育的“看客”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教育改革成绩斐然，但是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农村教育资源仍然相对匮乏。因此，对农村教育的高度关注和有力扶持，仍然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任务。改善农村学校条件，实行优质师资合理流动，加强教师培训和教学研究，都是防止出现大批“差生”和社会未来弱势群体的英明之举。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教育公平的观念源远流长，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柏拉图最早提出教育公平的思想，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公民的教育权利，孔子也提出“有教无类”的朴素教育民主思想，新中国成立初便确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但是，教育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既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超越。追求教育公平，需要我们不遗余力地长期奋斗。
（作者来自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文章来源：《中国德育》 2012年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