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宗初祖：慧远大师传略

慧远大师（公元334—416年），东晋时代人，俗姓贾，出生于雁门楼烦（今山西代县）世代书香之家。远公从小资质聪颖，勤思敏学，十三岁时便随舅父游学许昌、洛阳等地。精通儒学，旁通老庄。二十一岁时，偕同母弟慧持前往太行山聆听道安法师讲《般若经》，于是悟彻真谛，感叹地说：“儒道九流学说，皆如糠秕。”于是发心舍俗出家，随从道安法师修行。纵观大师一生的德业，可概述为四：
（1）弘护佛法，尊严僧格
远公大师出家后，卓尔不群，发心广大，“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进为道，无时或懈，道念日纯。道安大师常常赞叹说：“使佛道流布中国的使命，就寄托在慧远身上了！”于此可见远公的器识超出常伦。远公二十四岁时，便开始升座讲经说法，听众有不能理解的地方，远公便援引庄子的义理为连类，采用格义方法，令听众清楚地领悟。由于这种讲经的善巧方便，道安大师便特许远公阅读外道典籍。远公讲道之余亦勤以著述，相传鸠摩罗什大师读到远公所著《法性论》后，大加赞叹云：边方未见经，便暗与理合，岂不妙哉！
在弘法传道的过程中，许多人皈投到远公座下。东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年），道安大师为前秦苻坚所执，往长安，其徒众星散，远公率领弟子数十人，打算去广东罗浮山，路过浔阳（今江西九江），见到庐山清净，足可以息心敛影办道，于是驻锡庐山的龙泉精舍。时有远公的道友慧永，对刺史桓伊说：“远公刚刚开始弘法，就有很多的徒众来亲近他，将来一定有更多的学者来追随他，如没有一个比较大的道场，那怎么行？”桓伊听了这话，发心建造东林寺。远公自此以东林为道场，修身弘道，著书立说，三十余年迹不入俗，影不出山。由于远公的德望，当时的东林寺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天竺僧侣，望风遥仰，“东向稽首，献心庐岳”。庐山东林寺与长安逍遥园鸠摩罗什译场，作为南北二大佛教中心，遥相呼应。
远公作为一代佛教领袖，十分注重僧格的尊严，针对当朝某些官员提出沙门应礼拜帝王的说法，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阐述僧人不礼拜帝王的道理，高标出家修道的胸襟，云：“是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王之恭而不失其敬。”远公于此推重出家的志向，赞叹修道的功德，无非欲令世人具敬僧之心，亦令僧人自尊自强。由此，远公严正声称：“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可谓掷地有声，凛然刚骨，力争僧格的尊严与独立。迫使篡位的桓玄，下诏书确立僧人不礼敬帝王的条制，自此便成为中国的规约。
远公志逾丹石，不畏权势，心量广大，惟道是从，保持着崇高的僧格形象。试以二例为证。其一，晋安帝自江陵回京师，辅国何无忌曾劝远公在江干候迎，远公称疾不行。安帝不特不以此为忤，反而来信安慰远公，谓“知所患未佳，甚情耿……法师既养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无复因，增其叹恨”。其二，桓玄征伐殷仲堪，行军经过庐山，要远公出虎溪一见，远公亦称疾不堪以行，绝不破例出虎溪去见宾客，桓玄只得自己入山。起初桓玄傲气十足，不肯向远公敬礼，哪知一见远公的严肃神韵，不觉自然而然地致敬起来。桓玄问：“不敢毁伤，何以剪削？ ”远公答云：“立身行道。”桓玄称善。桓玄的问难基于《 孝经 》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以此经文非难慧远“剪削”(剃发)为僧的行为，置对手于“不孝”的地位。远公“立身行道”的答语也出自《 孝经 》，言简意深，令桓玄十分佩服。桓玄下山后对左右随从说：像远公这样的人，实是我生平所未见过的，的确是个高僧大德！其后桓玄沙汰僧众，特对他的僚属说：“在此诸沙门，有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者，或禁行修整，……皆足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皆悉罢道。……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远公为此致书桓玄，广立沙汰僧人的条制，桓玄悉皆遵从。由此可见远公感化人之深。远公具深厚的摄受众生之婆心。陶渊明耽湎于酒，而与之交往甚密，欲其参加莲社，简小节而取其旷达。朝廷叛军首领卢循，远公执手叙旧，慈怀平等。足证远公荷负至教，垂裕天人。祖师风范，高山仰止。
（2）道隆德盛，威神莫测
远公一生德业隆盛，饮誉遐迩。许多外国僧人都说震旦有菩萨大士应化，经常焚香礼拜，钦仰庐山。远公本迹，吾人难以测度(鸠摩罗什大师赞称为东方护法菩萨)，然其威神妙用之事相，亦足以感发人心。
远公率众初抵庐山时，寻找创立寺宇的地方。一日与诸弟子访履林涧，疲息此地，群僧并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处宜立精舍，当愿神力，即出佳泉。”尔时，远公以锡杖掘起，清泉涌出，因之构筑堂宇。其后天尝亢旱，远公率诸僧转《 海龙王经 》，为民祈雨。转读未毕，泉池中有物，形如巨蛇，腾空而去。俄而洪雨四澍，旱情缓解。以有龙瑞，遂名龙泉精舍。
建造东林寺之初，木材匮缺，远公为此发愁，夜梦山神禀告：“此山足可栖神，愿毋他往。”当夜天空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殿前水池中，涌出许多上好的木材(出木池遗址尚存东林寺)。刺史桓伊大为惊讶，更加相信远公是神僧，召呼百姓出工出力，建寺速度加快。因将大殿称作神运宝殿。
陶侃在广州作刺史时，一渔人见海中有神光，撒网至放光处，得金文殊像，上有“阿育王造”的字样。陶侃以此金像送武昌寒溪寺供养。后来，寒溪寺遭火灾，殿寺全被焚毁，唯有金文殊像及其供像的殿堂得以幸存。陶侃移任江州作官后，派人迎请金文殊像，谁知金像抬上舟船便沉到水底，多次打捞，了无踪迹。当时有民谣云： “（金像）以诚至，难以力招。”东林寺建成后，远公至江上虔诚祷之，金像忽然浮出水面，遂恭迎金像至神运殿，另造重阁以供奉，并制文殊瑞像赞。
远公容貌威严，令人一见顿生敬畏之心。据传记载：时有慧义法师，以强正自命，不肯服人，对远公弟子慧宝说：“你们都是一班庸才，所以对慧远推服得不得了。你们看我和他辩论。”及到听远公讲《 法华经 》时，屡次欲提出问题来问难，终因心情战栗，汗流浃背，一句也不敢问。另有谢灵运恃才傲物，一见远公，肃然心服。足见远公感格人心之威德。
（3）礼敬梵僧，迻译佛典
东晋时代，佛法虽已不断地传入，然尚不完备，所以梵僧来华弘化者，仍然络绎不绝。远公感于法道有缺，曾派弟子法净、法领等西行取经，得到诸多梵本佛经。远公遂于庐山置般若台译经，成为我国翻译史上私立译场的第一人。
远公重视与梵僧大德交往，礼请他们弘法译经，略举数例：
（1）弗若多罗是专精《 十诵律 》部的学者，曾与鸠摩罗什合译《 十诵律 》，不幸未译完，就忽尔去世。远公对此非常慨叹，痛惜大法不能东来。后来，以律藏驰名的昙摩留支来到关中，远在庐山的远公即遣弟子昙邕入秦，亲笔致书昙摩留支，请他发心将未译出的《 十诵律 》余分翻译过来，昙摩留支受远公的至诚所感，遂将弗若多罗未竟的部分译出，成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比丘律藏。
（2）鸠摩罗什大师佛学精深，独步阎浮，于姚秦时代入关，大兴译场，学者云集，成为北方佛教的中心。远公常常修书通好，殷殷致问，请教修证佛法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其问答内容具见《大乘大义章》），表现出远公作为一代祖师，心胸广大，谦谨好学的风范，亦是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3）佛陀跋驮罗尊者，又称觉贤，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释迦族，甘露饭王后裔。以精通禅律驰名，于义熙四年(408年)来到长安。觉贤三藏因被人指斥显神通而见摈于北方，远公特遣弟子昙邕入关，替他们和解，由于觉贤不愿再回北方，便投奔远公。远公予以热烈欢迎，邀他加入莲社，请他翻译佛经，并以负责的精神致书国主姚兴，为觉贤解除了被摈的处分，恢复了觉贤的名誉。后来，觉贤又被邀到建康道场寺，译出《华严经》（晋译六十卷）、《僧祇律》等佛典13种共125卷，为大乘瑜伽学说东流开了先河。华严宗风的阐播，亦造端于觉贤的南下。南下的觉贤，所以有造于我佛教，其功仍在远公。假定不是远公的宽弘大量，觉贤虽怀大法也无由播扬。觉贤三藏终生不忘远公的知遇之恩，遗嘱圆寂后骨灰安放东林寺，其舍利塔建在东林寺。觉贤是历史上第一位葬在庐山的外国僧人。
从上可见，远公大师虽则是净宗行人，然对大乘各宗各派的弘传事业，都以极大的热情予以推动。这种为法的精神，表现出一代宗师的德操。
（4）启建莲社，上品往生
远公在庐山东林寺结莲社，率众精进念佛，共期西方。凿池种莲花，在水中立十二品莲叶，随波旋转，分刻昼夜作为行道的节制，称为莲漏。由于修行的理论与方法正确，莲社123人，均有往生净土的瑞相。远公临终预知时至，将一生三次见佛的事实告知弟子，制订遗嘱，依古礼露其形骸于松林，与鸟兽结缘。至期果然安坐而化，上品往生。享寿八十三岁。
远公大师往生，道俗奔丧，络绎不绝。四众弟子不忍露骸松林，便奉远公全躯葬于西岭，治冢垒塔，谢灵运作碑文，以铭其德。后人在寺中图画远公像，令人瞻仰。远公大师德业广被，自晋至宋历代帝王谥号追荐多达五次。

选自《净土宗教程》大安法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