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冉云飞:给你爱的人以自由
对话冉云飞:给你爱的人以自由
● 萧轶
《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冉云飞著,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本书为冉云飞的教育随笔集,既有对教育体制犀利的批评之语,更有对自己女儿温柔的爱。以父亲的角色观察教育,与以批评家观察教育,所思所得截然不同,只有当爱与责任合为一体的时候,对教育的理解,才深刻,有伸出去的盼望,落下来的恩典。此书博雅可爱,即在此。
萧轶:最近你出版了两本书:《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和《像唐诗一样生活》。后书写到你选诗的其中一条规则就是前书的书名。谈谈“给你爱的人以自由”这句话吧。
冉云飞:第一,“给你爱的人以自由”是有天然联系的,没有自由就说不上真正的爱,没有爱也就没有自由。第二,自由不是别人给的,你真正爱一个人就该让他(她)自由,不然这种爱是有杂质、有负担的,那么爱也就不纯粹了。比如,你不能因为亲人如孩子有多优秀你才爱他(她),或他(她)有多么漂亮你才爱他(她)。不要把这种不自由的生活传递给孩子。
萧轶:你似乎在恢复一些早已消逝的传统,如《像唐诗一样生活》以及下一本《古诗文初步》教材,都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现象,即做私人选本。为什么想自己动手动脚做私人选本?
冉云飞:我一直在做“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的研究,虽然这本书还没有写成,但我的基本框架已经有了。我读了很多种语文教材,1900年到2000年之间,从大陆的、港台的乃至新马泰等华人地区的一些教材选本。我看到教材里面充斥着很多问题,尤其是大陆的教材问题非常严重,我本人就是受这些教材教育过来的人,我深感其间的错讹荒谬。再加上我沉潜于教育问题很多年了,我自己也有兴趣做古诗文选本。再者,中国的唐诗选本也很多了,我的选本是适合初高中及大学生读的,我并非选给专家读的。我所选的诗作以及我自己编撰的诗人小传,是从趣味的、审美的、文章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年轻人读这样的选本,有利于培养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因为从传统语文教材特别是1949年后的语文教材来看,容易把李白编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但李白也写过很多“露出皮袍下面的小来”的诗歌,李白也是一个俗人。你了解了李白这些诗作,也不会因此而痛恨李白,反而会认为李白是个可爱的人,他也有很虚荣的一面。杜甫亦复如此,以前我们读杜甫,会误以为杜甫是一个阶级的、斗争的杜甫,整天愁眉苦脸的杜甫,但杜甫也有十分豪雄的一面,也有细腻的一面,是一个十分热爱生活的人。
萧轶:除去私人选本这个传统之外,你还在践行一个传统,就是“课子”。在现代社会,传统的“家学”几乎没有了,怎么想到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呢?
冉云飞:起初,我给孩子们上课的目的,主要是想强迫自己花时间与女儿在一起。因为,才开始有孩子时我并没有感到这是非常重要的,后来越来越觉得重要。在现代社会里,有名的人和没名的人在时间上都比较稀缺,有钱的人天天都要应酬,生活窘迫的人天天要去揾食赚钱。我们看看奥巴马这样总统级别的人物,每天晚上都要在家陪孩子吃饭,想想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做得确实是很糟糕的。每个人都不觉得跟孩子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我是花了很多时间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就在教我自己女儿的过程中,顺便把我朋友的孩子也放在一起教,让他们在一起有共同学习的环境。然后,我编写《古诗文初步》,我是看了很多各地华人编的教材,而有所综合选择,同时也是比较多地阅读古籍后才能做出来的事。如现代很多学国学的人和机构随随便便地就拿起“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弟子规》直接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在于这些东西是前人所编撰的,与我们时代有很多无法接纳与融合,也就扞格不合的内容。在我看来,我们应该编撰出适合我们时代应该拥有的教材,而今天很多人随便拿本《古文观止》就来授课,在我看来就大谬不然,但他们没有认识到很多前人编撰的选本有大量的内容早已不适合现代学生。所以,我们必须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来选择有爱、热爱生活、热爱美、讲究宽容、讲究平等的一些篇章来做教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所编撰的《古诗文初步》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我可以这么自信地说。
萧轶:说到传统,这几年的“国学热”,包括很多小孩子的国学班,对于当下的国学教育你怎么看待?
冉云飞:现代社会很多国学教育都是骗钱的,比如一些大学所谓的国学院,很多老师都很糟糕,没有学问,也不配,而且他们选的那些教材具有很多糟粕,他们没有办法清理出来。比如我给孩子讲罗隐的《英雄之言》,除了古诗文的字词句必须弄懂外,还要从社会学、政治学、史学的角度来授课。要言之,要讲授中国的古诗文,除了你应该具备的古文修养外,还应具备一定的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宗教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才能立体深度和广阔视野地讲好古文。有些人古文不错,但是他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有些人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但古文又不行。这两者都不行,就不足以来教中国传统的东西。因为中国传统的知识有很大的惯性和不少的谬误,若不具备这些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就要妨碍孩子们的理解和视野,甚至伤害孩子们的自由。我所选的古诗文篇章,都是精心挑选的,从教育心理学(接受和理解、参与及回馈等)、课程进度设计等方面有所考虑。我所编选的内容不少人都能讲,但要讲出特色,要讲出有趣的情感及生活、广阔的视野和深邃的深度等,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讲得好的。
萧轶:《给我爱的人以自由》一书较受关注的是中国父母和中国孩子之间的关系。你所观察到的中国父母是怎样的角色?
冉云飞:中国父母在孩子面前幽默感不够,又很爱端架子,老强调自己是父母亲这一角色。角色上太生硬、太狭隘,在孩子们面前不会以朋友角色出现,不能随便与孩子探讨问题。第二,假如父母有病痛后,一般很难想象父母会直接给孩子说需要孩子的安慰。梁启超在四百多封写给子女的家书当中,写给他女儿梁思顺的信,他就说需要女儿的安慰,倘使女儿在身边会好得快点。第三,漫画家丁午写给女儿的一些信,现在以《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出版。1969年,丁午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他女儿当时非常小,他就用画画的方式写信给孩子。每一封信都告诉孩子“爸爸特别地想你”,其中有一封信甚至用了十个“特别”。 听着这样的话,不知别人作何感想,但我总是很感动。中国的父母亲啊,很少善于表达亲情,都很吝啬,我本人也不幸有这样的毛病。
另外,中国的父母都老是强调孩子要光宗耀祖,要改变家庭的贫寒环境。当然,从农村人的角度讲,无可厚非。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应当承担的养老义务极度缺失,导致孩子之于父母的这种责任变成了理所应当。法律规定说赡养父母是子女的义务,替政府不为父母的养老问题负责而提供合法性,加重了子女的负担,也随之加重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家庭的这样一种畸形情态,政府和社会以及个人都有责任。虽然城市的有些父母或许不需要子女养老,但是他们的观念依旧没有改变。中国父母的势利是普遍的,以前多子女家庭的父母都对读书比较厉害的子女比较偏心(延伸到社会生活,对会做事做官的子女比较偏心,而对其他子女则相对忽视),这是一种公然的歧视。一旦孩子考试得好,就会人前谈人后谈;一旦孩子考试不好,就闭口不谈自己孩子了,好像不曾生他一样。把孩子当做投资,怎么能够称之为真正的父母之爱?
萧轶:那你认为父母之于子女应该是怎样的角色?
冉云飞:从法律上讲,在孩子未成年时,他们是监管人(教育思想编辑注:应该是监护人);从情感上讲,他们是陪伴人;从知识上讲,他们是引导者(是引导,而不是决定)。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陪伴着孩子一起慢慢成长,实在是非常难得的。
萧轶:谈谈你女儿吧,大家都肯定对你女儿很感兴趣。
冉云飞:按照传统的应试教育来说的话,我孩子的成绩不是很好。但她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欣赏,比如独立思考,在当下应试教育体系里是比较难得的。我家里书多,她非常爱读书。另外,她是一位非常有爱的人,参加过一些活动,做义工。她始终是独立的自己,她觉得她是她,我是我,她不会觉得非得要去沾我冉云飞的光。她热爱生活,我们经常在一起思考生活,思考人生或学问。
萧轶: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朋友,如范美忠、史金霞、郭初阳,蔡朝阳、梁卫星、李镇西等等,你怎么看待他们之于当下教育的意义?
冉云飞:第一,他们读书很多;第二,善于思考;第三,热爱学生;第四,勤奋无人能及,比如史金霞带高考班却还是出了两本书。我们的很多老师都说没有时间,推卸了很多责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教育界推卸责任的人很多,还有父母,包括孩子。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自己应该的责任。
在我看来,他们这些老师是我们时代的火种。他们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对比,如果你是一个上进的、热爱教育的老师,如果你觉得中国教育应该改变你就应该从自己开始改变,而不是说教育制度改变之后你才来改变,哪有这么简单?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不放弃自己责任、梦想的人极其之少。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坚持。在大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个人并非不能够有所作为。
萧轶:你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教师应该是怎样的?
冉云飞:首先,热爱教育。如果仅仅是把教师当做一种职业的话,当然你有敬业精神也可以,但做一件事就要热爱它。尤其是教育,你所面对的是人而不是电脑,有些教师可能把家庭的、同事之间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带给了学生。第二,教书是一件值得令人欣喜的事情。一边教一边学,比如我自己教孩子时就发现自己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为要备课要思考等等。我在给孩子们上课的过程,是一种非常享受的状态。你如果仅仅当成是升学(当然不能全怪老师),不将其从兴趣上去讲,不仅学生听着无趣,你讲着也会厌倦,并由此生出对自己职业与生活的否定,如此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虽然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如此要求老师,近乎是一种苛求。但教师进入了这个领域的话,就不能仅仅把它当成职业,而应该当成事业。
萧轶:知识被工具化、被技术化时代,教育与经济一样,都是一种赶死的美学,心灵被切割,头脑被禁锢,除去家长和教师之外,学生可以做些什么来弥补和修复?
冉云飞:一个孩子没有好成绩并不可怕,但最重要的是孩子读了十二年书,厌学才是最可怕的。厌学的话,就没有探险精神,没有好奇心,对未知的事物没有好奇心是非常可怕的,就相当于一具活死人,在中国活死人相当之多。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多人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停止了。比如前段时间有中文系学生,他找我帮忙将他祖上写的文章翻译成白话文,而且还是名牌大学的学生。所以一个人丧失了好奇心、厌学的话是最可怕的,成绩不好或逃学并不可怕。有些人可能大学时不愿意上课,但他们并不是不愿意学习,他们进了社会之后依旧继续保持学习,其中很多人都会在往后的时间里异军突起,这种人也相当之多。
文章来源:《教师博览》2013年第10期
《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冉云飞著,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本书为冉云飞的教育随笔集,既有对教育体制犀利的批评之语,更有对自己女儿温柔的爱。以父亲的角色观察教育,与以批评家观察教育,所思所得截然不同,只有当爱与责任合为一体的时候,对教育的理解,才深刻,有伸出去的盼望,落下来的恩典。此书博雅可爱,即在此。
萧轶:最近你出版了两本书:《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和《像唐诗一样生活》。后书写到你选诗的其中一条规则就是前书的书名。谈谈“给你爱的人以自由”这句话吧。
冉云飞:第一,“给你爱的人以自由”是有天然联系的,没有自由就说不上真正的爱,没有爱也就没有自由。第二,自由不是别人给的,你真正爱一个人就该让他(她)自由,不然这种爱是有杂质、有负担的,那么爱也就不纯粹了。比如,你不能因为亲人如孩子有多优秀你才爱他(她),或他(她)有多么漂亮你才爱他(她)。不要把这种不自由的生活传递给孩子。
萧轶:你似乎在恢复一些早已消逝的传统,如《像唐诗一样生活》以及下一本《古诗文初步》教材,都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现象,即做私人选本。为什么想自己动手动脚做私人选本?
冉云飞:我一直在做“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的研究,虽然这本书还没有写成,但我的基本框架已经有了。我读了很多种语文教材,1900年到2000年之间,从大陆的、港台的乃至新马泰等华人地区的一些教材选本。我看到教材里面充斥着很多问题,尤其是大陆的教材问题非常严重,我本人就是受这些教材教育过来的人,我深感其间的错讹荒谬。再加上我沉潜于教育问题很多年了,我自己也有兴趣做古诗文选本。再者,中国的唐诗选本也很多了,我的选本是适合初高中及大学生读的,我并非选给专家读的。我所选的诗作以及我自己编撰的诗人小传,是从趣味的、审美的、文章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年轻人读这样的选本,有利于培养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因为从传统语文教材特别是1949年后的语文教材来看,容易把李白编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但李白也写过很多“露出皮袍下面的小来”的诗歌,李白也是一个俗人。你了解了李白这些诗作,也不会因此而痛恨李白,反而会认为李白是个可爱的人,他也有很虚荣的一面。杜甫亦复如此,以前我们读杜甫,会误以为杜甫是一个阶级的、斗争的杜甫,整天愁眉苦脸的杜甫,但杜甫也有十分豪雄的一面,也有细腻的一面,是一个十分热爱生活的人。
萧轶:除去私人选本这个传统之外,你还在践行一个传统,就是“课子”。在现代社会,传统的“家学”几乎没有了,怎么想到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呢?
冉云飞:起初,我给孩子们上课的目的,主要是想强迫自己花时间与女儿在一起。因为,才开始有孩子时我并没有感到这是非常重要的,后来越来越觉得重要。在现代社会里,有名的人和没名的人在时间上都比较稀缺,有钱的人天天都要应酬,生活窘迫的人天天要去揾食赚钱。我们看看奥巴马这样总统级别的人物,每天晚上都要在家陪孩子吃饭,想想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做得确实是很糟糕的。每个人都不觉得跟孩子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我是花了很多时间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就在教我自己女儿的过程中,顺便把我朋友的孩子也放在一起教,让他们在一起有共同学习的环境。然后,我编写《古诗文初步》,我是看了很多各地华人编的教材,而有所综合选择,同时也是比较多地阅读古籍后才能做出来的事。如现代很多学国学的人和机构随随便便地就拿起“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弟子规》直接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在于这些东西是前人所编撰的,与我们时代有很多无法接纳与融合,也就扞格不合的内容。在我看来,我们应该编撰出适合我们时代应该拥有的教材,而今天很多人随便拿本《古文观止》就来授课,在我看来就大谬不然,但他们没有认识到很多前人编撰的选本有大量的内容早已不适合现代学生。所以,我们必须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来选择有爱、热爱生活、热爱美、讲究宽容、讲究平等的一些篇章来做教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所编撰的《古诗文初步》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我可以这么自信地说。
萧轶:说到传统,这几年的“国学热”,包括很多小孩子的国学班,对于当下的国学教育你怎么看待?
冉云飞:现代社会很多国学教育都是骗钱的,比如一些大学所谓的国学院,很多老师都很糟糕,没有学问,也不配,而且他们选的那些教材具有很多糟粕,他们没有办法清理出来。比如我给孩子讲罗隐的《英雄之言》,除了古诗文的字词句必须弄懂外,还要从社会学、政治学、史学的角度来授课。要言之,要讲授中国的古诗文,除了你应该具备的古文修养外,还应具备一定的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宗教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才能立体深度和广阔视野地讲好古文。有些人古文不错,但是他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有些人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但古文又不行。这两者都不行,就不足以来教中国传统的东西。因为中国传统的知识有很大的惯性和不少的谬误,若不具备这些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就要妨碍孩子们的理解和视野,甚至伤害孩子们的自由。我所选的古诗文篇章,都是精心挑选的,从教育心理学(接受和理解、参与及回馈等)、课程进度设计等方面有所考虑。我所编选的内容不少人都能讲,但要讲出特色,要讲出有趣的情感及生活、广阔的视野和深邃的深度等,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讲得好的。
萧轶:《给我爱的人以自由》一书较受关注的是中国父母和中国孩子之间的关系。你所观察到的中国父母是怎样的角色?
冉云飞:中国父母在孩子面前幽默感不够,又很爱端架子,老强调自己是父母亲这一角色。角色上太生硬、太狭隘,在孩子们面前不会以朋友角色出现,不能随便与孩子探讨问题。第二,假如父母有病痛后,一般很难想象父母会直接给孩子说需要孩子的安慰。梁启超在四百多封写给子女的家书当中,写给他女儿梁思顺的信,他就说需要女儿的安慰,倘使女儿在身边会好得快点。第三,漫画家丁午写给女儿的一些信,现在以《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出版。1969年,丁午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他女儿当时非常小,他就用画画的方式写信给孩子。每一封信都告诉孩子“爸爸特别地想你”,其中有一封信甚至用了十个“特别”。 听着这样的话,不知别人作何感想,但我总是很感动。中国的父母亲啊,很少善于表达亲情,都很吝啬,我本人也不幸有这样的毛病。
另外,中国的父母都老是强调孩子要光宗耀祖,要改变家庭的贫寒环境。当然,从农村人的角度讲,无可厚非。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应当承担的养老义务极度缺失,导致孩子之于父母的这种责任变成了理所应当。法律规定说赡养父母是子女的义务,替政府不为父母的养老问题负责而提供合法性,加重了子女的负担,也随之加重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家庭的这样一种畸形情态,政府和社会以及个人都有责任。虽然城市的有些父母或许不需要子女养老,但是他们的观念依旧没有改变。中国父母的势利是普遍的,以前多子女家庭的父母都对读书比较厉害的子女比较偏心(延伸到社会生活,对会做事做官的子女比较偏心,而对其他子女则相对忽视),这是一种公然的歧视。一旦孩子考试得好,就会人前谈人后谈;一旦孩子考试不好,就闭口不谈自己孩子了,好像不曾生他一样。把孩子当做投资,怎么能够称之为真正的父母之爱?
萧轶:那你认为父母之于子女应该是怎样的角色?
冉云飞:从法律上讲,在孩子未成年时,他们是监管人(教育思想编辑注:应该是监护人);从情感上讲,他们是陪伴人;从知识上讲,他们是引导者(是引导,而不是决定)。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陪伴着孩子一起慢慢成长,实在是非常难得的。
萧轶:谈谈你女儿吧,大家都肯定对你女儿很感兴趣。
冉云飞:按照传统的应试教育来说的话,我孩子的成绩不是很好。但她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欣赏,比如独立思考,在当下应试教育体系里是比较难得的。我家里书多,她非常爱读书。另外,她是一位非常有爱的人,参加过一些活动,做义工。她始终是独立的自己,她觉得她是她,我是我,她不会觉得非得要去沾我冉云飞的光。她热爱生活,我们经常在一起思考生活,思考人生或学问。
萧轶: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朋友,如范美忠、史金霞、郭初阳,蔡朝阳、梁卫星、李镇西等等,你怎么看待他们之于当下教育的意义?
冉云飞:第一,他们读书很多;第二,善于思考;第三,热爱学生;第四,勤奋无人能及,比如史金霞带高考班却还是出了两本书。我们的很多老师都说没有时间,推卸了很多责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教育界推卸责任的人很多,还有父母,包括孩子。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自己应该的责任。
在我看来,他们这些老师是我们时代的火种。他们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对比,如果你是一个上进的、热爱教育的老师,如果你觉得中国教育应该改变你就应该从自己开始改变,而不是说教育制度改变之后你才来改变,哪有这么简单?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不放弃自己责任、梦想的人极其之少。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坚持。在大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个人并非不能够有所作为。
萧轶:你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教师应该是怎样的?
冉云飞:首先,热爱教育。如果仅仅是把教师当做一种职业的话,当然你有敬业精神也可以,但做一件事就要热爱它。尤其是教育,你所面对的是人而不是电脑,有些教师可能把家庭的、同事之间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带给了学生。第二,教书是一件值得令人欣喜的事情。一边教一边学,比如我自己教孩子时就发现自己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为要备课要思考等等。我在给孩子们上课的过程,是一种非常享受的状态。你如果仅仅当成是升学(当然不能全怪老师),不将其从兴趣上去讲,不仅学生听着无趣,你讲着也会厌倦,并由此生出对自己职业与生活的否定,如此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虽然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如此要求老师,近乎是一种苛求。但教师进入了这个领域的话,就不能仅仅把它当成职业,而应该当成事业。
萧轶:知识被工具化、被技术化时代,教育与经济一样,都是一种赶死的美学,心灵被切割,头脑被禁锢,除去家长和教师之外,学生可以做些什么来弥补和修复?
冉云飞:一个孩子没有好成绩并不可怕,但最重要的是孩子读了十二年书,厌学才是最可怕的。厌学的话,就没有探险精神,没有好奇心,对未知的事物没有好奇心是非常可怕的,就相当于一具活死人,在中国活死人相当之多。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多人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停止了。比如前段时间有中文系学生,他找我帮忙将他祖上写的文章翻译成白话文,而且还是名牌大学的学生。所以一个人丧失了好奇心、厌学的话是最可怕的,成绩不好或逃学并不可怕。有些人可能大学时不愿意上课,但他们并不是不愿意学习,他们进了社会之后依旧继续保持学习,其中很多人都会在往后的时间里异军突起,这种人也相当之多。
文章来源:《教师博览》2013年第10期
您在这个论坛的权限: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回复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