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笑话——1958教育大跃进

大跃进是国人在20世纪继义和团之后，鼓捣出来的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人们说话做事的胆量，似乎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就没这么大过。大跃进很热闹，内容也挺多，人们一般记得比较牢的是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亩产万斤乃至几十上百万斤、公共食堂和吃饭不要钱。人们回想起来，似乎也就是搭炉子炼钢，上街轰麻雀。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每天都有“卫星”喜报敲锣打鼓地发布，一股热火朝天的亢奋情绪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卫星”放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在那个满天放“卫星”的年份，与那些“水稻卫星”、“小麦卫星”、“白薯卫星”等同步“发射升空”的，还有“教育卫星”。
1958年夏天，在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仅仅比后来的土高炉少一点。有关高等教育自身的跃进也是同样不让他人专美于前，跟土高炉炼钢铁一样，同样充满了刺激和荒诞。

一、教育大跃进的起源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指示》，明确规定：“全国3到5年内普及小学教育，15年普及高等教育”。
1958年3月成都会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上海市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
1958年3月，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农业座谈会上提出，要在每一个地区办一所大学。
6月，刘少奇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县办大学，将来势必每个县有一所大学，准备十年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是否给每个县派一个、两个或几个大学生，这样学校就可以办起来了……”
同年9月，刘少奇在河南说：
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
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不仅“科盲”搞荒唐，一些“外行”也搞荒唐。
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到处视察、开会，宣传他荒唐的“教育革命”主张。
7月，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说：
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工厂，大办学校。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100个各种类型的学校。
既然农业生产可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办学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胆，多少都能办”嘛！
关于评教授，康生又有高论。
他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林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
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
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
10月，康生在河南对教育厅的同志说：
“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可以劳动5小时，上课3小时。现在大炼钢铁，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于是，1958年夏天，在中国大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
据当时的《北京周报》报道，1958年8月，高等院校已从1957年原有的227所增加到1065所。
到当年秋天，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了23500多所业余“红专”大学和半工半读大学。
据统计，仅在1958年一年之中，大学生人数增加了78％，中学生增加了一倍，小学生人数增加了70％。

二、教育大跃进的实现“法宝”
要实现这样的神话，有一个关键的“法宝”，就是“群众路线”。
1958年7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报道：《办大学并不神秘——介绍鹤岗市七天办成一所大学的经过》。
报道称，黑龙江省鹤岗市的创办者反驳了那种“没有教授，没有大楼，没有教学设备，怎能办大学”的观点，书记亲自挂帅，各方积极支援，迅速办起了大学。
该大学号称除了用一元七角钱制作校牌外，一分钱也没花。解决师资的办法是“大学生教大学生、高年级教低年级、专兼职教员相结合”。
那个被伟人称赞，说是跃进规划像一首诗的河北徐水县不仅办起了一所拥有12个系的综合大学，而且县里每个公社都有一所红专大学。
而在中学方面，以南京为代表，7天里不花国家一分钱，就办了263所职业中学（含高中24所）……。
报道出来之后，各地相继跟进，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并且力图赶超。这样不要成本的大学顿时以燎原之势蔓延开来。
这种大学是怎么办的呢？就是把原来县里的中学挂上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老师变教授，再配上些老农，算是土专家，教室原封不动，只是原来的教研组变成了系。
始终走，不，始终狂奔在全国前面的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个大学，后来一个县一个，一个公社一个。比起县里的大学，公社更有热闹看，
例如，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共有人口1.1万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建起了综合红专大学、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及师范等9所专科学校。
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上过报的典型，不可不专门介绍。
这个大学有10个系，共有学员529人，这10个系分别是:
1、政治系，主要学习党的政策和基本知识；
2、工业系，学习炼钢铁、机械和电气，学生主要集中在工业区（炼钢铁的土高炉所在）和拖拉机站；
3、农业系，学习农业基本知识，怎么种高产作物；
4、财会系，学习财务管理；
5、文艺系，学习歌曲、戏剧、音乐，自编自演，在学习之余，要上田头演出；
6、卫生系，学习卫生保健和防疫，以及接生知识；
7、科学技术研究系，学习气象、土壤、作物栽培、病害虫防治、品种杂交，据说经常搞一些震惊中外的试验；
8、林业系，学习苗圃管理、果木杂交；
9、文化系，所有各系的人员都是文化系的学员，按照各自的程度分为高小、初中班，大概专门为红专大学的学员补习文化课的；
10、政法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法文件，据说是专门培养各个生产队公安干部的。
这个大学的校舍就是社员腾出来的民房；学生都是各个生产队选拔出来成份好、觉悟高的青年；
教授（原话如此）按他们的话来说是土洋结合，土的教授可能连字都不识几个，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所谓的洋教授，就是原来的小学教师。
上课，土教授有讲不出来的时候，就由洋教授讲，土教授在旁边操作，叫做土洋结合。
这个大学据报道还很有成绩:工业系的不少人学会了开拖拉机、锅驼机；
文艺系的编了很多快板、快书、相声和戏剧，什么“排山倒海”、“幸福灯”、“姑娘们的心”、“跃进老大娘”，等等；
政治系的当然错不了，学会了怎么“拔白旗”（大跃进时的术语，指批判或者扫除对跃进有抵触情绪的人和事）；
最为显赫的是科学技术研究系，人家打破书本教条，一亩芝麻上100斤化肥（极限是30斤），据说亩产达到1000多斤（对芝麻而言，相当于稻米的亩产万斤），而且还搞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嫁接，比如槐草接在稻子上、红芋接在南瓜上、蓖麻接在芝麻上，等等。
河南遂平县碴呀山人民公社各大队都办起了“农业大学”，社员都成了“大学生”。
“大学教授”由村支书任命。王资庄农业大学“教授”吴套是大队会计，念过几天私塾，只会加减乘除；
杨里环大队的“农业大学”只有一个班，一个“教授”，“教授”会什么就教什么，教的很杂，就叫农杂系。
“教授”学问很大，会读《三字经》、《千字文》，会写对联。
碴呀山公社有3万多人，绝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1958年却出现了“十二家”3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
什么是“十二家”？就是：作家、文学家、发明家、科学家、医学学术家、歌唱家、音乐家、戏剧家、画家、体育家、民间说唱家、民间舞蹈家。
“作家”和“文学家”有不少文盲，只会“口头创作”；
“舞蹈家”大多是巫婆神汉，会“跳大神”；
“发明家”会搞“滚珠轴承化”；
“科学家”会把南瓜嫁接在红薯秧子上；
“画家”画出了火箭、乌龟和蜗牛……。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赞扬碴岈山公社的“十二家”，“创造发明，吟诗作画，著书立说，载歌载舞……”
“这不是最新最美的图画吗？”
这个公社，几乎人人都成了诗人，个个都成了大学生。公社开办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农红专大学”、“农业科学院”；每三个月一期，每期招收学员几百人，这些人上了大学结了业，出来就是大学生。
公社党委书记任大学校长，劳动模范当大学教授。
有个顺口溜唱道：‘教授满街走，大学生村村有。田头车间遍歌手，写诗作画如潮流！’”
干部们开会表决心，开口首先来个四言八句的诗；总结工作写报告，开头也要写几句总领全篇的前导诗。学校的学生、商业部门的职工，也加入了唱歌壁画的行列。

三、教育大跃进下的大学和科研院所
农村的土大学如此，城里的洋大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1958年的炎炎夏日，北京大学全校师生统统没有放暑假，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力拼搏，昼夜苦干。
当时，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先后设计出了大型和中型电子计算机，于是，北京大学也下决心要研制每秒1万次定点预算的电脑。还要争取在“十一”前完成，好“为国庆献礼”。
他们已经给这台梦想中运算速度可以进入当时世界前20位的计算机，起了一个符合时代特点的名字——“红旗机”。
某系在宿舍楼前开了一块试验田，夸下海口，亩产小麦数千斤。
这个目标是这样实现的：先深挖地，约一米深，然后松土、施肥；下种时，给一张张报纸涂上胶水，再把麦种均匀地撒满报纸，粘着密密麻麻麦种的报纸，一张接一张地铺在地里，上面撒好肥土后浇水。
后来，麦苗长出后，齐茬茬一片翠绿，煞是好看！不料，没过几天，麦苗开始发黄，找原因，长得太密，不透风。
于是，大家搬来鼓风机，给麦地里吹风。那真是苦干加巧干，干劲冲破天。
在这段“放卫星”的日子里，学校里有了不小的调整和震动。
不仅仅是北京大学一所学校，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目标的感召下，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一所接一所地开展运动，批判浪费，特别是实验室浪费。
同时猛烈抨击的，还有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脱离劳动，关起门来搞教学，“用一条腿走路”。
为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让教育同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大量教职工被下放农村劳动；学校里办起了工厂；实验器材全部投入生产；实验室也成立了生产劳动小组，学生一定要劳动，否则就是走了腐朽的资产阶级路线。
这个系搞几块试验田，那个系搞几个小工厂，以实践来指导学习，将学习应用于实践，同时也会时不时放出几颗“卫星”。
著名的武汉大学，跃进不让他校。1958年物理系猛然由原来的3个专业增加到9个专业，有的新专业连一个教师都没有，就找来出身好又特别红的学生当教研组长（当时学习好是要被批判的），教师没有先空着，有的专业连名称都没有弄清楚，就“先办起来再说”。
那时候甚至连正规大学的科研成果，都跟土大学非常相似，多快好省，既攀高峰，又放卫星，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
1958年9月的一天，北京大学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从8月4日开始算起，40天之内，北大的科研成果达到3400多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有981项！
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群学生（加上青年教师），花了仅35天，就写出一部78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据报道，著名学者王瑶等写两年都没有写出来，意思这些学生和青年教师比王瑶强20倍不止。生物系40天编出一本《河北省植物志》；同样据报道，说是法国大科学家拉马克编跟河北差不多大的法国的植物志，用了十多年，意思他们比拉马克强100倍不止。
北大放了卫星，其他学校当然也不甘落后。
北师大编出了10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比着放卫星的味道出来了），还编了100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和《苏联文学史讲义》。
中国人民大学弄出了一部100多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据说，这部书加进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下限写到1958年，把大炼钢铁都写进去了。新闻系写出了《中国军事报刊史》《中国出版事业史》《中国广播事业史》。
清华大学几个月内，编出各种教材与专著95部，其中《水工概论》《农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测量》《工程水文学》《水工量测及模型试验》是10天工夫就写出来的。
最了不起要属武汉大学物理系，人家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短时间内破除“旧”的物理体系，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扫而光，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这期间，由学生参与产生出来的大量“科研论文”，也陆续地发在了今天仍列在“核心期刊”名录上的学术刊物上（其实，即使今天各高校写校史的时候，统计成果也未必就把这些货色剔出去了），用今天的话来说，科研成果的数量实现了飞跃。
这可不是什么笑话，这是“大跃进”中的事实。这种愚昧和荒唐，不仅是“喜剧”和“闹剧”，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