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人文学科在新世代的进与退

● 李林

与从事中国研究的朋辈闲聊，经常谈及一些包罗万有的免费电子资源共享平台。偶尔甚至会半真半笑地说：“如果没有‘新浪爱问’，有时候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身处不便使用大型学术图书馆的地方，更能体会此言非虚。或许，全世界的中国研究者，只要善用互联网，应该都曾或多或少受惠于这些平台。明知不尽合法，却也心照不宣。
电子化时代网络资源的飞速普及，极大促进了文献的保存、传播和利用。检索和获取文献的“利器”，得到前所未有的进化。许多稀见典籍的原版图片，不仅可供在线阅览、下载，不少巨型数据库甚至可以进行全文检索。这柄利剑，无疑会给人文学科带来“三千年未有”的冲击，甚至还催生了新的研究领域——数字人文学。
不过，这柄利剑无疑也是双刃的。师辈学者不断告诫警醒我们，过分依赖网络数据库，可能导致断章取义，甚至为了填充既有的研究框架、理论、结论而寻章摘句，可谓言之切切，教之谆谆。不难理解，如果没有主动阅读、吸收全书或全卷，确实很难贯通上文下理，遑论领会全书主旨。前辈学者言及当年做学问的入门功夫之一，大多先读《四库提要》，至少熟读研习领域相关的部分。今天的我们，古典基本功夫已经不能与前辈学者同日而语。

人文学科的挑战

我曾粗略浏览过香港中文大学早期部分本科生期末考题，无不惊讶而汗颜地承认，即便只看其中的中国文史类考卷，不少考题我连读懂题面都很困难，莫说展开实质论述。而且当时各科考试，多为闭卷、限时完成；论题中偶见的“然欤”、“能详论之否”、“盍各言之”这类话语，也是传统试士策题的典型发问词。与同行前辈相较，我们可以利用的藏书资源更丰富、网络系统更先进、学习条件更优越，但我们的基本功夫却在退化，而且颇有一泻千里的加速趋势。
或许，“退化”是悲观而不受欢迎的结论，因为其中涉及人文学科的知识系统、研究范式、评价体系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巨变。传统学者皓首难穷一经，为了训释名物、考镜典制，遍查经典、类书、字书才能拟就一个义项可能残缺的条目，或立下一则指涉并不完整的短论。但在当时条件和语境中，他们对这些条目的发现、贯串和解读，就已是重要的原创工作。时移世易，今天只要在搜索引擎或数据库中输入一个关键词，10秒以内出现的关联检索结果，传统学者可能毕生都难以穷尽。但这是否意味，我们就一定比研习金石、鱼虫、性理、经史之学的古人更高明？
人文学科的一项重要特质，可能是在对既有文献典籍不断诵习、精确解读的基础上，去揭示和阐发文本的语境、意涵及启示。就算文本出自伪造或包含错误信息，也需要作一番考订辨伪。因此，人文学科的一些共通基本功，还是很难用科技手段去置换和取代。如何消化、吸收检索结果，再作归纳、引用、阐释，其实比检索文献更棘手、更关键。
在这一过程中，能帮助我们将网络资源融会贯通的，还是那些不可或缺但又捉襟见肘的基本功夫。就中国文史研究而言，句读训解、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版本目录这类渐行渐远的学问，应该是进一步阐发“微言大义”的共通基础。任凭理论框架千变万化，研究视野千差万别，如果没有在解读文本上站稳，再炫目的结论也难以让人信服。这或许就是电子化时代人文学科的底线，也是一条重要防线。
以往形容不劳而获的抄袭，通常说“剪刀加浆糊”；在电子化时代，这一过程变成更加简便的“粘贴加复制”。影响所及，某些大学为了防止学生“过度而不恰当地引用”，开发网络防剽窃系统侦查学生功课；研究课题的申请和论证，也有类似的「查新」过程和系统，可算是电子化时代的一道奇观。但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社会的演进，往往都是在猫与鼠、警察与小偷、医学与病毒等对立项的反复较量中，双方都提升了功力，取得了进化，延续了生存。学生可以巧妙避开抄袭侦查，反剽窃系统也不断升级。归根到底，工具本身由人创造、为人所用，就看我们怎么用、用来做什么。人文学科领域层出不穷的数据「利器」，亦复如是。

“无用”的人文学科

钱钟书先生的名篇《围城》中，赵辛楣嘲讽哲学背景的方鸿渐说：“从我们干实际工作的人的眼光看来，学哲学跟什么都不学全没两样。”当然，方鸿渐能言善辩，以牙还牙，巧妙化解了尴尬和危机。现实中，多数人文学者大概都遭遇过类似问题：你研究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这类问题，往往来自人文学科领域之外，因为一个学科内部对其价值的认定，似乎是先定自有、无须论证的。但现实中，价值和意义又往往是被创造、发掘、赋予的，至少是需要表述的。那么，人文学科到底有什么用？这可以是一个被嗤之以鼻的伪命题，也可以是一个直击要害的尖锐问题。这种诘问，即便尚未颠覆人文学科的存在根基，但至少已经极大影响人文学科的生存空间。
对历史学而言，如果“读史明智”、“鉴古知今”这类言说太过飘渺抽像，或可援引、发挥这则直观譬喻：人类不应该忘却自己的历史，正如一个人不能没有记忆。如果个体总是失去记忆，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从何而来、学过什么，就会迷失自己的主体身份，也很难认识客观世界，因为他每天都必须将学过的东西再学一遍。但个体主要保存的，只是并不久远而且关系自身的部分记忆。历史学者的工作，更多是为了保存既久远又看似与个体没有直接关联的“集体记忆”，以防人类“集体失忆”。
对人文学科整体而言，或许还有一种更无赖又无奈的回答：人文学科最大的功用，就在于它“无用”。在这个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似乎所有学问都应该、也可以用绳之四海的标准进行量化测评。如果这套准则被奉若圭臬，凡事抱持工具性和功利性的态度，只追求立竿见影、吹糠见米的效果和利益，后果应该不难想象，也不堪设想。人文学科的存在，可以平衡这套偏激的价值体系，可谓以“无用”为用。
人类本身是一个有血肉情感的有机体，而不是一台绝对理性的机器。但是，对人文学科自身而言，更需要反思和应对的是，当上述人文价值观被不断挑战和颠覆时，人文学者群体的生存空间何在？而在电子化时代，多数人都可以利用互联网，随时随地了解一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找到一段经典文本的权威解读。那么，人文学者个体的生存空间何在？
（原载马来西亚《东方日报》2013年12月29日“学术剑客”专栏之“知不足斋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