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付生：教育之悲：从“等不了”到“赶不上”

1887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进行教育改革，为此，清朝每年要在教育上投入100万两白银。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李提摩太回答：“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所带来的好处。”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
1898年，近代改革家王照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改变，才能实行一切新政。”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作为维新派的倡导者，康有为没有耐心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看来开风气之先者也有急功近利之心。
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会面。严复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由此看出，辛亥革命的领袖也嫌教育见效太慢。但实践证明，不通过教育改造国民劣根性，即使革命成功，社会依旧进步缓慢。
这三次对话让人唏嘘感慨：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忽视了教育。时至今日，中国的国民素质依然亟需提高，中国的教育依然备受诟病。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李鸿章听从李提摩太的建议，我国的历史是否会要从那时开始改写呢？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他们当时做了，如今的我们应该已经受益了。该做的事情不去做，不仅要为此付出代价，而且是躲不过去的，现在仍旧要一板一眼地从头开始，一点也马虎不得。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等政治家都有一颗改造中国社会的急切之心，但都因耽于“等不及”而使国家发展受制。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等了多少个20年？中国社会以及中国教育仍然面临种种困境。问题出在哪儿？时代变了，世界的格局变了，但急功近利的思想根源没有剔除。就教育来说，功利化使教育脱离了育人的正确轨道，而变成一种谋取利益的工具，这样可能会很快得到“成效”。但只追求短期效益无异于饮鸩止渴。
我们不妨看看日本。日本19世纪中期明治维新前还是一个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岛国。可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不是象中国洋务派那样花巨额民脂民膏去购买什么西洋东东，而是倾全力发展教育。自130多年前，日本就每600名人口设立一所小学，而我们时至今日还要每3000来人才能有一所小学。如今我们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并将之当作远见卓识炫耀，而在一百多年前，日本人就确立了“一般人民者，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教育目标，140多年前就开始实行义务教育，比我们早114年。普及义务教育比我们“中国特色”的“免费”义务教育早一百年。如今我们在为小学入学率99%自豪，而在90年前，日本的小学入学率就与英国比肩达到100%。我们从1949年前的20%的小学入学率，提升到如今的99%，用了51年。日本从明治维新初的1872年低于28%的小学入学率，提升到1910年以前小学入学率100%，用了38年。并且比我们早了90年。近代历史上日本两次侵略中国，中国输就输在教育上了。
教育的发展程度与人口多少、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没有必然关系，人口众多是一个为教育弊端狡辩的遮羞布。人口多少是针对一个国家的领土面积、资源多少等因素相对而言的。世界人口密度、人均资源比中国少的国家比比皆是，其中不乏教育比中国办得好的。教育投入比中国高的更非罕见，贫穷的非洲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教育投入超过4%高于新中国教育投入的最高水平。
中国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因素，我们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所以中国教育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
教育的地位，反映着国家的发展潜力，决定着国家的发展方向。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历届政府都非常注重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的比重。在日本中学与小学建造，有统一的规格和标准，几乎每所学校都是按着统一规格和标准来建造的。学校间的硬件、软件设施，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学校的教育经费完全是按照学生数量来折算的，校园设施也是按学生数来配备的。日本是一个人口密度大超越我们中国大陆的国家，土地的价值远远高于我们。可在日本成立学校的最低标准，是要有国际标准的足球场、蓝球场、网球场等体育活动场所。那怕只有几个学生的学校，也必须具备这些设施才能够成为一所学校，公立学校差什么硬件设施，只要向政府申请，立即就可以批下来，日本学校的硬件设施可以说是世界一流。
反过来看看我们这里，任何部门都可以挤占学校校园。中央关于禁止挤占校园的政策在利益的驱使下形同虚设。整合教育资源，本来可以利用学校间的兼并与国际接轨改善学校的低标准校园，可是却成了特权集团拍卖校园谋利的途径，甚至为了占据商业价值高的地段，以整合校园为名，强行把学校迁走，致使学校分布不合理，个别校园人满为患，七八十人的大班额现象在普遍存在（国家规定45人），导致教学质量无法保证。科教兴国战略，优先发展教育，只是一个美丽的“海市蜃楼。教育的“战略地位”实际上是“略占（战）地位”。
即便我们的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也低于我们的近邻，印度是7.1%，韩国是7.03%。现代世界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就是教育的竞争。中国制造无法向中国创造转变，关键的因素就是缺乏创新性人才。国外转让给中国的技术均是落后的技术，这种竞争没有开始我们就已经注定占不到便宜。我们的先贤们对于教育是一种“等不了”的心态，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了恶果：对于发达国家，我们已经赶不上了。
教育是百年大计，兴办教育的好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显现出来。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等政治家尚且对教育没有耐心，当今喜欢迅速创造政绩的各级官员更没有耐心下力气兴办教育，试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让他种树他都嫌慢，他肯去“树人”吗？
然而，如果我们现在对于教育依旧是一种“等不了”的心态，不愿意通过教育来推动社会进步，那么还要我们的子孙再等上几十年上百年吗？先贤们因耽于“等不及”而使国家发展受制的教训已足够深刻，如果今天再让这种历史重演，肯定是误国误民。

文章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