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武雄：孩子为了什么去学校（一）

——替那些死去的孩子活下去

病中几年，我隔离于俗事之外，在精神上度过了一段真正自由的时光。那段期间，我常自问：人对世界好奇的根本意义是什么？如果我流放在孤岛，与世完全隔绝，我会不会再做数学？会不会仍像现在这样，好奇地想知道潜藏在这世界底层的理性规律而辛勤地工作？

一
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在他的近著《自己的树下》（原文名为“自分の木の下で”，但中译本却不叫《自己的树下》，而改书名为《孩子为什么要上学？》，时报文化出版社，陈保朱译）中，讨论“孩子为什么要上学”，书中有一段对白：
“妈妈，我会死吗？”
“你不会死，我希望你不会死。”
“可是我好像听到医生说，这孩子没救了。我觉得我会死哪！”
对白的背景是：幼年时期的大江，放弃学校的功课，拿着植物图鉴，独自走入山里，去学习植物的名称和生态。一个大雨倾盆的秋日，他迷失在山中的森林里。隔日被发现躺在一棵七叶树下发高烧，村子的人把他救了回来。
“就算你真的死了，妈妈还是会再把你生下来。”
“但是那个小孩和现在就要死去的我，不是同一个人吧？”
“是，是同一个小孩。我再把你生下来之后，就会把你以前所看过、听过、读过、做过的事一一讲给那个新的你听，那个新的你也将学会现在的你所说着的语言，所以你们是同一个小孩。”
随着秋天过去，大江逐渐复原，初冬回到了学校。事隔半个多世纪，现今大江已步入老年，他记得，当时回到学校之后，时常陷入沉思，在心中自言自语：
教室或运动场上的同学们，是不是也都由他们的爸妈把那些没长大的孩子所看过、听过、读过、做过的事反复重述，让他们代替那些死去的孩子继续活下来呢？而这事的证据，就是我们都继承了同样的语言在说话。
而我们每个人不就是为了把这语言变成自己的东西，所以才来到学校的吗？我想不仅是国语、理科、算术，就连体操，也都是为了继承死去的孩子的语言，继承他们所看过、听过、读过、做过的事，才必须学习的东西！一个人独自跑到森林中，比对眼前的树木与植物图鉴，并不能代替那些死去的孩子，不能与他同化而变成新的小孩，所以我们必须到学校。

二
老年的大江的另一个回忆，是关于儿子光的事。光出生时脑部异常，头看起来有正常幼儿的双倍大，后面多长了一个大瘤。医生把瘤切除了。光到四五岁还不会说话，但他对音乐非常敏感。相较于人类的语言，光更懂得野鸟的歌声。这时的大江又问起自己：为什么光非上学不可？光清楚鸟声，喜欢父母教他认识小鸟的名字，为什么不可以搬回山谷的村子里，住在森林边的老家，与父母三个人一起生活呢？作为父亲的大江，为光提出疑问：
我可以读着植物图鉴，确认树名和其生态；光可以聆听野鸟的歌声，叫它们的名字；妻可以画素描，煮饭做菜，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光进了学校的特教班，班上许多同样有智障的同学，时常在教室里大声吼叫，此起彼落。上学不久，光便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样喜爱安静、不喜欢吵闹声的朋友。两个小家伙时常窝在教室角落里，手牵手忍耐教室里的噪音。光还帮助这位行动比自己困难的朋友上厕所，并一起听FM的音乐节目。
光长大后变成作曲家。大江在他的书中继续说：
现在对光来说，音乐是为了确认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些宝藏，把自己与社会相联结的最有效的语言传递给他人。光的音乐虽然萌芽于我们的家庭生活，却在光上学之后形成。不管是国语、理科、算术、体操、甚或音乐，这些都是语言，都是为了让孩子充分了解自己，与他人相联结的东西，外语也是一样。
为了学习这些东西，我想不论在什么时代，这世界上的孩子们都应该去上学。

三
作为小说家，大江已将学校教育的目的，用他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生动而完整地呈现出来。
大江的第一个故事说要替死去的小孩活下去，象征与过去的人们相联结；第二个故事回忆光在学校找到相知的朋友，一起听音乐，帮忙上厕所，则表示与同时代的人互动，与家人之外的不同生长背景的人互动。
换句话说，依大江看来，人生下来要学习与不同时空下的人类经验相联结，而相联结的信物则是语言。但这个语言不只是沟通工具，不只是我们所说的狭义的语言，像母语、中文、日文、英文等，而是知识本身，是死去的小孩所看过、听过、读过、做过的事。或更清楚的说，是经验本身，包含人对鸟声的感受、把种种感受转化而写成的音乐。
大江的故事也透露出另一层意义：与别人的经验相联结，或说与世界有了真正的来自内在经验的联结，才能了解自己。光听野鸟的歌声，进学校与相知的朋友手牵着手，在教室的角落，在厕所的阶梯，慢慢他看到了自己，写出令人感动的曲子。
人借着与世界互动，了解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才能反观自己，了解自己。
大江从这里找到了孩子为什么要上学的理由。所以他说：任何时代的孩子都必须去上学。
我想借大江令人感动的生命故事作为引线，来进一步深入孩子与学校的问题。我不能确定孩子是否一定要去学校，因为今日的学校所教给孩子的，不是联结于人的内在世界的“经验知识”，而是一整套的经过标准化、抽象化的“套装知识”（在本书篇三之一中，将较精细地讨论经验知识与套装知识）这一整套的套装知识反而把人从真实世界中分离出来，与不同时空的人类经验隔离开来。
基于这个缘故，我把大江原来的问题改成：
——孩子为了什么去学校？
以这个问题作为主轴，在接连的几篇文章中，我要探讨学校教育的本来面目。当学校有了它应该给孩子的东西，才能讨论孩子应不应该去学校。
要分析学校教育的本来面目，必须先谈一些较根本的有关人存在的问题。

四
1994年我罹患重病，肝癌病发并已扩散至肺部，三家医院都预告生命期只在三个月至六个月之间，我在病床上做完当时认为是最后一篇数学研究的论文（这篇论文的一部分续与林俊吉的另一结果合并，发表在美国数学期刊《Archive for rational mechanics and analysis》，141（1998）105~116，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篇研究工作），随后病情缓和，我奇迹似地活了下来。但我仍不停地工作，又花了几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一篇以数学概念探讨经济哲学的长文（这篇长文的第一部分发表于法国经济学期刊《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SCW），2004。第二部分，经大幅改写，将发表于同一刊物SCW2009）。
病中几年，我隔离于俗事之外，在精神上度过了一段真正自由的时光。那段期间，我常自问：人对世界好奇的根本意义是什么？如果我流放在孤岛，与世完全隔绝，我会不会再做数学？会不会仍像现在这样，好奇地想知道潜藏在这世界底层的理性规律而辛勤地工作？
我向自己提这个问题，是想知道人追求知识，对世界好奇的动机是什么。
小孩的好奇是天生的。好奇有利于认识周围世界，认识周围世界则有利于维生。但假定维生已不成问题，人可以衣食无忧，那么好奇是为了什么？
数学家、科学家做研究的内在动力是什么？除了职业上维生的需要之外，是为了名利与地位，还是纯为好奇而好奇，为研究而研究，为创造而创造？
为了要使孤岛问题问得真切，我必须进一步虚拟问题的情境：如果在那孤岛上有足够的果实玉米、兽皮石屋，供我温饱，那么我做什么？我还会做数学吗？
同时我还做这样的假定：我很确定这孤岛永远不可能与外界沟通，即使我做出什么有趣的、重大的研究成果，都不可能与世人分享，或说得更极端一点，人类己经毁灭了，只剩我孤伶伶的一个人活在这世界，那么
——我还会再做数学吗？

五
我诚实地想这个问题，让自己完全融入那孤岛的情境，慢慢的，我听到了来自内心的回声：我不会再做数学，我会把数学相关的一切东西烧掉。然后……
我不很确定自己会不会想活下去，但我肯定不会再做数学。然后，我会怎样？
也许我会天天坐在海边发呆，最后自杀了事　请神的信徒们不要太快下结论，指责我因心中没有神，才会如此绝望。
也许我会学着小鸟说话，诱引她们靠近我，与她们成为朋友。也许我会几天几夜静静地躺在地上，眼睛望向天空，却倾耳谛听草丛里花开的声音。也许我会在地上画些美丽的画，希望蝴蝶蜻蜓能飞过来看得懂我画些什么。如果附近有狼或野犬更好，有了这些友伴，我便会活下去，不会再想要自杀。
——但我肯定不会再做数学。
换句话说，纯粹为好奇而好奇，为研究而研究，为创造而创造，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创造之外，我会希望与人互动，与世界互动。对于创造工作者，同行之间相互讨论、相互欣赏、相互批评、相互肯定，是不能缺少的。如果人没有互动，创造便失去动力。创造不是人孤立的旨趣。
有个心理测验题目是：“如果你有机会与古来先贤大哲见面，向他（她）问个问题，你会挑谁？你想问什么？”
我不会挑爱因斯坦。但爱因斯坦很喜欢读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960），他说过：“我与叔本华看法一样，认为人从事文字艺术或科学的最大动力，就是为了逃避日常生活的粗糙与单调，所以才躲入一个四周布满创造的世界。”
他这样说，因为他对世俗平庸的生活琐事或无聊言语感到厌烦。但他还没有真心去挖掘自己从事科学创造的内在动因。依那心理测验的问答，如果爱因斯坦出现在我面前，我会问他：
如果人类已经灭绝，只有你一个人活在这世界。那时，你正从瑞士专利局走出来，抽着烟斗，步上伯恩（Bern）空旷无人的街道，街道上的店面依旧，橱窗里仍然摆着种种服饰，格架上仍然放着新鲜的面包。你不愁衣食，只是到处都空荡荡的，没有人影。即使你从瑞士跨过边界走到地球的另一端，都空荡荡的，没有人影，亲爱的爱因斯坦，请问：你还会沉浸在四度时空之中，还会那样充满热情地想找到相对论的基本规律吗？
我很想知道爱因斯坦会怎么回答，因为对我来说，去思考大江所提的“与世界相联结”是重要的课题：
——“与世界相联结”是不是人活在这世界的必要条件？
——“与世界相联结”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待续）
【作者简介】黄武雄，1943年生于台湾新竹，笔名黄南，台湾数学研究学者、教育工作者、作家、社会运动参与者。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教授，一向关怀教育发展，是社区大学的创办人和台湾教育改革的先行者，直接参与和推动了台湾“四一〇教改运动”。

【编辑按】 2014年是台湾“四一〇教改运动”二十周年。台湾教育经过二十年的改革，有经验也有教训，更有反思。当下大陆，与台湾有相通的文化、相似的政治背景，产业历程也大致相同，今天重读黄武雄的作品，仿佛说的就是当下中国的教育。应该说，台湾二十年前的这场教育改革运动，对于大陆当前的教育改革有巨大的借鉴意义。何况，作者深厚的人文素养、优美的文笔、宽阔的眼界和清晰的说理，让人对其作品有不忍释卷之感。教育思想网将陆续选登作者的部分文章，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