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学：真正的教育是所有人一起学

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科教授佐藤学，是日本教育界的大师级人物。他针对日本教育中孩子失去学习动机、不知为何而学、“从学习逃走”的问题，提出以“学习共同体”为目标的改革做法。
和一般大学教授不同，他不仅建立理论基础，更亲力亲为，以每周参访两、三所学校的行动力和纪律，直接进入教室观课，和学生、老师、校长面对面讨论、改进，三十二年如一日，累积了一万间教室的现场感。
今年六十二岁的佐藤学博学多闻，长期关注日本和东亚国家教育，同时担任日本内阁学术会议人文社会部部长，召集各界精英提出社会政策建言。尽管行程满档，他对教育本质和问题的见解总能一针见血。无数老师和校长在他的理念中实践出毕生追求的教育理想。他的著作成为许多老师的必读圣经，他的热情更感动许多教育工作者，愿意成为推动“学习共同体”的左右手。以下为专访摘要。

Q：你在多年研究中发现，东亚国家中小学生有“从学习逃走”的现象，学力下降是共同的教育危机，现在最严重的教育问题为何？
A：日本九〇年代开始有“从学习逃走”现象，十年后，东北亚国家也陆续发生，这是因为竞争太过激烈。我们看到学生在家自主的学习时间减少，对学习的欲望也严重缺失，我们在各种国际性的学力调查中都看得出来。
这有一个时代背景。西方国家花了两、三世纪达成的近代化和经济发展，东亚国家在一个世纪、甚至半世纪内就达到了。东亚国家现代化过程被急速压缩，所以教育必须非常有效率，于是发展出以考试升学为主的方式。考得愈好、学历愈高、找到愈好的工作，就能脱离原有社会阶层和环境，教育成为孩子往上爬的手段。
二次大战后的六十五年间，日本、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经济发展非常快，日本经济发展在八〇年代达到颠峰，然后进入停滞状态，其他国家在十年后也达到发展高峰。现在除了中国之外，也几乎进入停滞状态。
由于学校变成求得高分的地方，父母希望孩子得高分、有好工作、有高收入、进入高的社会阶层，或发展得比父母更好。但在经济高峰之后，其实社会环境改变了，得高分的孩子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做一辈子。但孩子受教育的动机还是为考试，考试又造成教育中的竞争。我小的时候，日本孩子们拥有世界第一高的学习欲望，但现在变成世界最低，台湾、韩国也是如此。
也因此，面对未来，教育的目的应该改变。以前是为考上好学校的竞争教育，现在应该是民主主义的共生教育。我在三十年前提出东亚共通的教育问题，建议用“学习共同体”的方式改革教育，但没有人相信。我认为东亚国家有三个问题非解决不可：竞争教育要变成共生教育、量的教育要变成质的教育、有目的的教育要变成有意义的教育。与其让孩子为考高分、找好工作去学习，不如让他知道学习的本质不是为进好学校、赚更多钱，而是学习对自己的人生有何改变、对社会发展有何贡献。

Q：台湾、日本都有教育改革，希望学生从考试压力中得到释放，能够快乐学习，但为何快乐学习还是不能减轻从学习逃走的现象，反而造成学力下降？
A：一定要告诉学生学习的价值、知识的意义，不是为考试，如果学生不知道学习的意义，教育不会改变。只减少考试、学习内容，但不教导学习的价值或学习经验，孩子没法得到相对的快乐。日本的改革发现，很多老师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提升自己和孩子的学习，教育就有了新的发展，对孩子的学习动机的确有帮助。
只减少学习内容、考试压力还不够，最根本是要提高教育的质量，保障每一个孩子的学习权益，孩子长大后才可以共同参与建立民主社会。这是全世界公立教育的最初目的。
但东亚国家教育的特征却是，学校教育为了国家利益服务。学校早期是为宣传国家利益，提升国家经济，日本以前也是。二次大战后日本经历民主化，但其他国家到八、九〇年代才真正民主化，但教育和民主的连结还是不清楚。要改革教育，我们一定要把教育原来的目的和机能拉回来。教育的目的应该不是服务国家利益，而是帮助每一个公民的自我实现。

Q：“学习共同体”牵涉到思想改变，而非仅技术改变，实践的核心和精神为何？学校要如何转移教育典范？
A：我这三十二年来，为推动“学习共同体”，每周参访两、三所学校，总共访过两千五百所学校，刚开始的一千所学校都失败了。十五年前在滨之乡小学实际做出来， 当成前导校，证明“学习共同体”是可行的，当时把所有人都吓坏了，因为他们都不相信这样的学校可以成功。 简单来说，“学习共同体”的哲学有三个：
一、公共性哲学：学校是一个公共空间，不再只针对孩子，应开放给所有人，学校如果放弃任何一个孩子或老师，是不会成功的。为提高孩子学习质量，全校每位老师（一般是三十位，大校则有五十位老师）至少一年一次要开放自己的教室，让全校老师、外地老师、社区人士、各种人来参观， “学习共同体”的教室基本上为任何人敞开，谁要在何时进来都可以。每位老师要选择质量最好的一堂课、一年一次自己提案，打开教室让大家去观摩，不是为了评鉴，而是为了提升教学质量。
二、民主主义的哲学：校长、老师、学生、家长都是学校的主人，每个人都同样有发言权，都可以参加学校的活动，每个师生都有同样的权利。通常日本学校把学生分为好／坏学生，成绩好／差、有问题、社团表现好的等，好像只有最好、最差的学生才有发言权，可以引起人家注意，其他中间的孩子没有声音，就被忘记了。家长也是，声音大的、较会表达不满的、钱捐多点的就可以大声。但“学习共同体”的学校不是这样。
三、追求卓越的哲学：永远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内容或资源，不会因为成绩不好、家境不好就降低教育内容、教学水平，永远都追求完美、最高的教育内容。即使学校整体成绩不好，在学区内学力排行很低，但永远设定最高的教育目标，选择最好的教科书和教材，从那里开始挑战。
活动式课程就从这三个哲学出发来设计。课程的核心是小组学习，小一是全体一起学，或两人一组学习，三年级以上就以四人小组学习，上课都由此四人一起学。我们藉此实验两件事：我们希望大家都参与学习、不放弃任何个人；为追求更高学习质量，四人小组互相可以激起更多学习火花。
老师也藉“学习共同体”，建立良好的同事关系。每人一年至少一次开放学习提案，五十人学校一年就有百次的观课。大家一起进来用共同的高度，不是批评，一起去想如何改善，透过每次看别人来反观自己，就能发展每人的教学风格，整体才能一直往上提升。这是第二层次的共同体。
第三层次是家长的加入，教室开放家长参与。以前日本中小学一年开放一次参观日，让家长到校“看”孩子怎么上课，但只有看，并没有参与，通常只有三到五人来， 我女儿小时这样的参观日只有我一人参加。“学习共同体”的学校一年开放三到五次学习参观，家长可以当老师助手，跟老师一起设计课程等，有八成家长、亲戚会来参加。
日本教师和家长之间其实互相不信任，相信台湾也有类似情况，为什么？因为家长认为老师是提供服务的人，自己付钱给老师来服务自己的孩子。但教育不是服务业，教育应该是老师、家长共同负起教育的责任。所以“学习共同体”的大目标是老师、家长一起紧密连结，为孩子的教育服务。
一九九七年第一个前导小学产生，公元两千年中学开始有前导校，现在有三千多所学校挑战“学习共同体”。之前的公立学校学力低到不行，五成学生已经不去上课，大家都不看好任何改革。实行“学习共同体”后，孩子开始喜欢学习，问题学生没有了，中辍率变零，整体学力就自然提高。老师无力感也没有了，每个人都健康了，都看到自己的价值。
现在全日本有五百所前导校，即使没有做“学习共同体”的学校，日本八成以上的老师都相信“学习共同体”是能成功的。

Q：如何说服老师打开教室的门？如何改变老师的态度，找到让老师有愿意改变的动力？
A： 日本也曾经经过老师以不变应万变的阶段，但老师不愿打开教室，教育永远不会进步。所以，建立教师的支援系统很重要。老师不愿打开教室，不一定是自信不够， 而是害怕一打开就要接受评价、评分。“学习共同体”很重要的一部分不是要评价老师，打开教室是要互相学习，互相形成支持网络，只要老师公开上课给大家看， 大家一定先感谢那位老师。唯有学校能够支持老师，老师才能给孩子最好的学习，和质量最好的东西。
从日本或亚洲经验来看，若一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要改变，是不会成功的，一定要以学校为主、全方位来改变，才有可能。
我从一千所学校失败经验中得到最大的教训是：若只在学校内部改革也不会成功，一定要外部一起改变，包括学校、家长、社区、大学老师、各县市教育委员会，大家一起来，在这样的条件支援下，才有机会成功实践“学习共同体”。
文章来源：台湾《亲子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