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杨：中国梦下寒门子弟和中产阶级

一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一个边缘的小城市——甘肃会宁。关于会宁有很多故事，比如红军会师。但最著名的是她的贫穷和为了改变贫穷的决绝的努力。这里是西部著名的高考状元县。升学率年年在甘肃省名列前茅。这里的孩子学起来最狠，家长对教育痴心最重。
会宁一中并无特别，但充满了紧张感。到了上午的广播体操时间，空荡荡的校园，几千学生从各个通道默默涌出来，却没有多大的声响。我甚至能听清脚步声，仔细分辨，还能听到窃窃私语、零星的咳嗽打喷嚏。声响是丰富的，但就是没有笑声，没有让人放松下来的声音。
打开水是要小跑的，去食堂也是要小跑，上厕所也是小跑的。这里的节奏之快令人吃惊。现在，上课铃已经打过，透过开着的教室门，我能看到整屋子的人，整屋子的书。我努力想看清读书人的长相表情，可怎么也看不清。高高的书本遮挡了视线，嗡嗡的读书声让你张不开嘴。
在干净整洁的会宁一中，我看不到动手动脚的低级行为，我在朗朗的读书声里甚至还能感觉到肩上的责任。我知道这样的努力关系到孩子们的未来。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可以让孩子们走出穷山沟，走向城市。这是一个饱满的理由，也是第一要务。这是贫困县的第一中学，所有的孩子把教育看成是改变命运的希望，知识是这里唯一可以依靠的事物。
班会上，班主任首先总结了最近模拟考试的成绩，谈到高考的目标，最后提到了汗水。他指着教室后面的标语——“如果你没有智慧，请你拿出汗水。”我想，谁会承认自己没有智慧呢？
接着老师请我发言，站起身我只是问——大家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一个男孩给我举了个例子：“从前有个记者问一个小孩子，你放羊是为了什么？说我放羊是为了挣钱。问挣钱是为了什么？说挣钱是为了娶媳妇。问娶媳妇为了什么？说娶媳妇为了生孩子。问生孩子为了什么？说生孩子为了放羊。他接着说，你可以从这个故事看出没有知识的命运是多么悲惨的，他就只有这么愚昧的思想。”
另一位女生发言：“一个家庭有一个大学生就能改变他的家庭背景，所以我念书主要是为了改变我的命运，从而提高我的家庭背景。”
一位小个子男生像是憋了很久，举手发言，“我真的是为了我自己的未来，虽然我出生的时候地位没办法和城市里的孩子比，但我有能力有信心和他们比我的未来。”
一位女孩站起来，像是总结。“在我们会宁，我们只是在生存，而不是在生活。”
夕阳下的操场上，几千学生在大声读着书，声音低沉。学生们盯着手里的书本，嘴里呢喃，来回踱步。不远处的女生把头对着宣传栏，闭着眼睛默念。我试图走近一些，她根本没有在意到我。她用全部的身心在默念着口诀和知识概要。另一侧，一个男孩蹲在地上用小木棒写着什么，一遍一遍地写着。这就像重复一个行为可能带来的心理暗示似的，他们坚信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
在生存第一的现实世界里，如此的努力叫人既紧张又赞叹。我更担心如此的学习方式会带来的结果，会宁的老师也有这样的担心，他们大都早上五点半就来到学校和学生们一起开始了早读。晚上九点半以后才能回家。他们何尝不知道这中间的问题。“这些孩子未来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他们这样说，他们跟我谈起以前学生自杀的悲剧，谈因教返贫现象，谈家庭的破产。他们很痛心，但也无可奈何，“毕竟是有人成功了，先不要说失败的例子吧。”他们告诉我，这里的孩子走进大学后往往显得木讷，缺乏自信，在社交上出问题。他们在大学里往往不是很突出，综合能力相比城市学生有很大差距。
跟拍一位女生回家。离开县城，坐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颠簸两小时后，再步行半小时，才到目的地。女孩名叫姚立娜，今年上高一。一开始认识时，她说起话来不看你的眼睛，回答你的提问都是磕磕绊绊。她不够自信，不知道如何表达。但谈到学习和改变自己的生活，她却变得很坚定。她说要好好学习将来考进城市的好大学，让父亲和奶奶过上好日子。她的家在山坡上，有很高的土胚墙。去田里需下很陡的山坡。家里有弟弟和妹妹，父亲拉着翻斗车回来了，大约四十岁上下，个头不算高。人很瘦。也像他女儿一样腼腆，不多话。房间里有面墙很醒目，挂满了姚立娜的奖状，整整一面墙的奖状。看得出来这位父亲对女儿的成绩很骄傲。他谈到对孩子的希望，“砸锅卖铁也要把立娜供出来。她还有几个兄弟，家里未来都得靠她。”不一会儿，他要下地干活。从圈里牵出老牛来，这牛也瘦。下坡时姚爸爸拉着车，牛只跟在后面。上坡时他才舍得用牛拉。这里的土地是贫瘠的，由于常年缺水，地表已裂开深深的口子，脚踩下去，干涩而无力。
相熟许多后，我渐渐能看到她的笑容。我能理解这孩子对家庭的意义。教育在这里并不是抽象的知识，而是最沉的现实。你必须先离开这片不适合人类生活的土地。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一个出生时就决定的宿命，公平在命运的面前显得更加苍白。临走时，姚爸给孩子装满锅盔馍，这就是半个月的口粮。下午四点钟，山风更大了，黄沙漫天，我们得加紧赶路，翻过眼前的山坡还有一座山坡等着我们，不能错过那最后一班回县城的车。回来的路上，姚旭娜倚在车窗上睡着了，窗外仍旧是黄沙漫天。车还在没完没了的绕。
被人诟病的高考，对于出生在会宁的学生而言，却是神圣的。这是一次机会，仅仅由分数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不用担心家庭背景的优劣。
早上五点，我们来到陪读家庭聚集的东山脚下。听说学生们五点多就会下山。这时还有点凉，黎明是静悄悄的，接着不远处的山上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转身细看是一片微弱的灯火。灯火沿着山梁，蜿蜒着流淌到山脚下。很快队伍的最前端已到眼前，学生们各个手持电筒，快步走来。待走到学校近处，那前端的光点渐渐熄灭。这时远处的晨光才挣扎着起来。
这就是当地著名的陪读山。许多农村家庭为了照顾在县城上学的孩子，举家搬来这里。一般父亲出去打零工，母亲在家做饭。到了中午放学后，一部分孩子就回到这里休息，下午继续上课。我们跟拍了一位学生，他的名字叫杨辉兵，他和爸妈一起住在这陪读山上。一家人两年前荒了家里的地，搬到这里。爸爸白天在县城里干点零活儿，到傍晚才回来。妈妈在家照顾杨辉兵的日常生活。“为了孩子，地不种了，即便种了也没有几个钱。还不如把所有的努力压在孩子身上”，辉兵妈妈说。这是会宁县城陪读的家长的普遍认识。种地挣不来钱，在本就贫瘠的土地上下功夫，不如期待孩子能通过高考这条路走出山村。“这两年许多人出去打工，亲戚家也有人出去打工，但打工也赚不来钱，没前途。”杨辉兵说。妈妈盛了饭递给杨辉兵，辉兵一边吃一边仍不放下手里的书。我问他平时有没有爱好，他说自己喜欢听歌。几盘流行音乐的磁带，是他对外面世界的想象。他说班主任的一句话深深影响了自己：“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能过的幸福一点。”他觉得这就是他要追求的目标。
午后的阳光充足，在难得的空闲中，这个小屋里响起了音乐。杨辉兵把笔当做麦克风握在手里唱道：“汇聚众人的力量，就能打开时代的大门。”妈妈很开心，长久地望着自己的儿子。
“如果让我选大学的话，我想我会去北京。”我问为什么是北京。他想了想，“因为最优秀的东西都在首都，我想是这样的吧？”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个国家的灿烂的中心是否承担得了这孩子的梦想？我不知道。这是自下而上的中国梦，这是少年跨越阶层的奋斗。我不忍心提醒他，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我也没有理由如此简单地挫败他的想象，一方面我知道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却更清楚这现实：像他这样的乡村少年，中国梦所要付出的代价早已超出了他的想象。这并不只是一次考试可以跨越的障碍，然而我又抱着希望鼓励他：“那好呀，要是你到北京上学，我带你玩。”

二

北京地铁站里，骚动的人群挤向狭窄的车门。王晓利把围巾裹紧，靠在座椅上昏昏入睡。这里是安全的，不用担心没完没了的招聘会。
我是在唐家岭找到他的，几十万年轻人聚居这里。这里是北京的边缘，但对他们来说北京的边缘仍旧是这国家的中心。这些年轻人大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对于他们来说唐家岭虽然残酷，但也很有人情味。这里可以让他们住下来，延续自己的梦想。他们可以先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也许幸运的人还会拥有患难中的爱情。每天早上，密集的人群早早就占满了公交车站。想顺利上车可不是件容易事，很多女孩因为挤不上车，急得落泪。挤不上车意味着迟到，意味着错过难得的面试。
王晓利毕业后就租住在这里，他还有个室友哥们叫刘龙。王晓利来自山东农村，刘龙来自山西。当年都是高分才进入北京的一本院校。山东的分数本来就比其它省份高，王晓利经常说自己的分数要是放在北京就能上北大清华。然而他也只是这么抱怨一下，他们还在为找工作而发愁。刘龙很焦虑，他不厌其烦的给我扳手指算账，一个月这费那费、房子钱、吃饭找工作的交通费算到一起就已经压力很大。自从毕业就不愿拿家里的钱，每次接到家里的电话都编一堆谎话，说一切都好，很快就上班步入正常。事实上他们也只能打点发传单促销之类的钟点工，维持最低生活标准。但如果遇到什么小病小灾，还得借同学朋友的钱救急。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挨，他们希望早点找到正经的工作。一有招聘会他们就坐汽车转地铁几小时赶过去，可每次都是扫兴而归。也不是没有任何工作，但往往上不了几天班就发现公司不靠谱，甚至是传销公司。王晓利还有位女朋友，同学校同专业，也来自农村。他们的确有很多的苦没法说，他们也知道抱怨不解决任何问题，所以除非你问，他们大都不说，但常叹气。
眼看一天天拖下去不是办法，生活费让债台高筑。王晓利又和女友吵架，问他原因，他也不说。刘龙在同学的电脑上玩射击游戏，瞄准扫射，上弹，继续。屏幕的光不停闪动，他的双眼无神。一次吃饭时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还这样坚持，难道回家乡就不行？“我觉得我又不比别人笨，也很勤劳，我觉得这样下去肯定会好的，一定会好的。”他说。我又问王晓利，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在北京也上了几年学，就是希望能真正留在北京，扎根在北京。”刘龙在一旁补充：“这儿虽然不是我的故乡，但是会是我儿子的故乡。”说完他端起大杯子喝了一大口白开水。
过了些日子我跟他们去打零工。这天他们负责发牙膏，然后登记路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王晓利抱着两箱牙膏，来到公车站前，他试着去和路人接触，用牙膏作为赠品换来姓名和电话号码。没多少人理睬他们，人们都躲闪回避，像是碰到了麻烦一样快步走开，或者快速挥手表示毫无兴趣。北京的早春气温还很低，王晓利开始原地跺脚取暖。他蹲守一个小时后，抱起箱子离开了。
刘龙显得更活脱些，他站在十字路口，扯开了嗓子。“谁要免费的牙膏，谁要免费的牙膏。”人们果然被这吆喝声聚拢过来，然而人散以后，刘龙发现牙膏没了，可自己记下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往往不像是真的，有人留下的号码甚至少一位。“厂家会打电话抽查，要是假的还要扣钱。”他叹着气，提着空箱子走了。傍晚，结算工资。登记一份信息是5分钱，按照登记人数，刘龙今天的收入是53元，王晓利是31元4角。
如果没有会宁与北京的对比，我们会怎么看待王晓利和刘龙落寞的毕业时光？我们只认识眼前的这个人，看起来颓废，甚至有点无能，我们或许还会对他的能力提出质疑。然而摄影机从会宁就已经开始转动，我们借由这一旅程将不同人生相似的前后命运相连接。来自会宁的期望终于被未来的某种结果所定格。当刘龙和王晓利的大学同学中，城市孩子们坦然而健康地面对毕业的压力和人生必经的过程时，那一份健康从容自信和尊严是不是也属于刘龙和王晓利？人生大多是失败多于成功，可如果来自乡村的学生不仅仅在出生上，在教育资源上承受着与生俱来的不平等，而且在生而为人的权利上，在北京户口上，在权利机构编制出的美好童话里都将蒙受心酸和屈辱，那么这个国家的梦想和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过了几天，再次来到唐家岭时，刘龙突然告诉我王晓利可能要离开了。北京的生活实在难以维持，也许先回家再做打算会更妥帖。我问刘龙怎么看，他说：“每天都有人来，每天都有人走，怎么说呢，我是觉得留在北京的话生活比较刺激吧。”我又问起王晓利什么时候走。“就这几天吧，说要去天安门看升旗。”我不解怎么会想去看升旗？刘龙眼睛都没抬起来，“他说他在北京上了四年学也没有机会看过，我也没看过。”我突然泛起一阵酸楚。王晓利曾笑着说过：我很爱国，但是这国家不爱我。
东方鱼肚白，天慢慢亮起来。礼兵威严的踏着步子护送国旗缓缓走来，观看升旗的人群一阵骚动，照相机频频闪光。王晓利在拥挤的人群里一起一伏，他一次次把垂下来的眼镜扶正。国歌响起，晓利看起来很困惑，脑子在思索着什么。
这是命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会宁的孩子们还在努力吗？如果王晓利和刘龙再优秀一些，一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吗？生活本就艰难，毕业的关口工作的压力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令我难过的倒也不是命运或者人生的这一过程，而是横在命运之上的东西。它如刺在喉，难以下咽。这共通的一种焦虑灼烧着所有的人，无论你在会宁，还是在北京。无论你是谁，有一种焦虑渗透在每个角落，在黄沙里，在山坡上，在地铁通道里，也在广场上。

三

船只在黄浦江上慢慢前行，两岸的风光昭示着今日的成就。这城市几十年来的发展给新兴中产阶层的生活梦想以寄托。走在浦东金融区的高楼大厦之间，抬头看时方觉得个体的渺小。这里与会宁相比就像是未来，那些造型独特的闪闪发光的大楼里都住着些什么人？陪我们的上海朋友也回答不了这问题。他说上海本地人也不清楚。
1996年的老录像正在被播放。一架钢琴安放于此，午后的灰尘回旋在远景处的窗台。穿连衣裙的小姑娘从镜头外走进来。犹豫，端坐，拨弄琴键，肖邦的练习曲旋即奏出。
这是张婕的父亲在她九岁时在自己的客厅拍摄的。张婕盯着老影像，目光坚定，眼角却温润。这一定是她美好的记忆。录像中小张婕突然中断弹奏，她疲惫地用手捂住脸，背身摄影机的方向。
“我那时候就是特别不耐烦，就是找各种借口不愿意弹。”张婕看着录像说。“那时候是我自己说想弹琴，我爸妈二话没说就给我买了架钢琴。那时候这还是挺奢侈的事，但我爸妈一点都没犹豫。”
“后来我爸我妈分开了，家里又一下子欠了很多钱，我外婆就把她的退休工资拿出来给我交学费，那时一堂钢琴课一百块钱，是很贵了。我还记得外婆为了节省，电都不舍得用，水都是一滴滴小心的接。”刘婕说到这里有些哽咽。
张婕现在打着两份工，一份是到高级公寓教孩子弹钢琴，另一份是在家小公司。“房租很贵，打两份工才能活人。“她笑着说。刘婕说自己现在已经放弃了钢琴，只是拿来授课挣钱。“第一是钢琴要想真正练好太难，另外还是应该务实点，我觉得不弹钢琴我做别的也很好。”我问“这样放弃不是很可惜吗？”她反问我，“生活更重要吧？”她接着谈起了前一阵找工作的烦恼，她觉得自己太委屈。“经历了这么多，还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时候我就窝在家里哭了三天，我就在想为什么这样？”
她还要去带家教，我们一路送她。走到一幢豪华社区门前。她有些不好意思的。“因为这个是高级社区，一般人是不让进的，会查得很严。所以我就先走了。”她招手微笑消失在大门处。
刘婕的故事就像许许多多城市孩子的故事，出生在普通家庭，享受着便捷的城市生活。在不同的人生层面，人们都将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从望子成龙的教育梦，到对热爱的音乐的放弃。在每个疲于奔命的人生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每个人都在艰难的寻找自己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这和会宁的孩子或者北京的农村学生没有本质的区别。
办公室的灯光亮起，工作人员一阵繁忙。这里是一家早教机构。主要针对0到4岁的婴幼儿以及他们的家长设置一系列课程。课表上的安排密密麻麻。有音乐课，有行为课程，以及各种社交课程。这里的教学标准非常高，全程美式英语教学。收费也昂贵，一项课程大概收取几万元的学费。与家长交流之后，我们发现来这里的都是些有经济基础的中产阶层家庭。他们重视孩子的教育，也掏得起几万元的学费。他们开着好车，当然也希望孩子能有出息。他们的心情是急切的，你可以从教室里每一张家长的脸上察觉。他们的焦急也与生活的压力相关，时间长了，有家长也会跟我们深聊。虽然挣得不算少，但房贷也压得紧。虽然生活质量高，感情质量却差强人意。家长也谈到经济形势，谈股票被套，谈空气污染，谈食品安全。奇怪的是在这里他们却很少谈孩子谈教育。
在课堂上，他们也往往显得心不在焉，查手机，发邮件，甚至有人盯着地板发呆，有人愁苦地托着脸思考。到了亲子游戏环节，老师只得提醒家长，把他们从自己的梦里叫出来。孩子的确玩的挺高兴，但有时也似乎困惑。孩子太小了，让眼前的教育课不得不显得滑稽可笑。
早教机构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对新来的父母都不厌其烦的解释早教的价值。财务室门口也总有人在等待交费，验钞机的验钞声此起彼伏。但你却能看得出参与其中的每个人的焦虑。恨不得时间飞逝，课程终结，孩子马上成才。在这里你不是感慨他们的望子成龙的迫切，而是对家长们更关心。穿黑西服的这位压力有多大，那边提LV包的太太内心有没有不安全感，在害怕些什么？那个微微秃顶的大哥又有哪些秘密？孩子们就像白纸，家长和老师就像沾满墨汁的笔。急切而颤抖的笔尖写出的是不是也是心烦意乱？
这里有好的设施，这里不缺钱。在中国的大都市，先富起来的人们仍旧渴望着什么，惧怕着什么。强烈的不安全感无处不在，挥之不去。这担心的不仅仅来源于自然而然的人生。我们所面对的时代，究竟制造什么？危机与转机之间的微妙，能不能把握？

四

回到会宁时，还有几天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校园广播一遍遍播放考前注意事项，教室里似乎更安静了。没有了读书声，取而代之的是沉默。高考前的紧张不可避免。操场上学校召开了动员大会，着重强调了心理调节的重要性。台上的老师大声劝导，台下密密麻麻的人群里发出一片浅浅的笑声。经过数年艰苦的学习生活，高考前的孩子们有一点点兴奋。
等到校长登台提醒考试注意事项时，满操场的学生开始陷入凝重。我们可以看到每张脸上的忧愁，那是一种麻木的神态。孩子们的眼神令人担心，就像一架架机器立在那儿，连回声都没有了。也许教育的问题，最大的危险，并不是教些什么，而是把年轻的人置于一种森严的系统中，从而在青春时去除所有令人欢欣的活力。突然发现在会宁人们最怕的是什么？这个地方最令人畏惧的正是这种无声的沉默，一种干涩与厚重。让你不可能相信这里可以有所改变。
第二天我们去了会宁著名的西山文庙。据当地人说每到高考前香火很旺。到了这儿才发现学生们大都三五成群而来，或者以班级为单位烧香祈祷。这的确是有需要的，在如此重要的命运关口，个人显得多么渺小。祭拜完，我看到了难得的放松。孩子们继续往山上爬，在大自然里毫无顾忌地大喊奔跑。
6月7日，高考日。整个会宁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醒来。我的拍摄对象刘爱华和父母租住在东山上。等我们赶到，一家人已经起床。一进门刘爱华还在读书，他一边读脑袋不断的前后摇摆在背诵一篇作文，内容是关于勇气。旁边坐着的父亲什么话也不说。母亲端来刚烧的开水，递来干巴巴的锅盔饼。刘爱华放下书本，草草吃了几口，继续读起来。他的父亲一口也没有吃。等到我们看表的时候，刘爱华才突然叹了口气，合上笔帽，缓缓把手里的书本装进塑料袋。父亲仍旧无声地跟着他出了门，他们住在东山的山顶。父子俩一前一后向山下的会宁一中走去。到了校门口，已有大战的气氛。几条醒目的红色横幅早早就挂好。校门口密密麻麻站满了学生和家长。开始入场了，刘爱华告别父亲准备进场，这时父亲突然开口叮嘱“不要慌！”话音未落，儿子已被人群卷进校门，消失在拐角处。
现在校门口只剩下家长们。他们紧紧贴在学校大门前。时间差不多了，开考的铃声就要打响。雨下得稍稍大起来，人们撑起伞，没伞的家长也并不离去。他们就站在校门口隔着铁栅栏，向空荡荡的校园里张望。他们都显比实际年龄苍老，风沙与长年累月的劳作让脸上的皱纹像刀刻，握着铁栏杆的手像一具粗糙的石头。眼神充满了期盼，焦急却不畏惧。这是整个拍摄过程中从未见过的表情。这当然是望子成龙的期盼，也是跟艰难困苦斗争的面容，它见证不公、贫穷，也同样期盼奇迹与回报。这报偿不只是生存，里面装满了尊严，盛满了图生存求发展的热望。
我的拍摄对象能不能通过这高考，已不重要。可能的命运已经为他们展示所有，脆弱的人生不可避免会遇到坚硬的生活现实，种种不可言说的隔离感还会继续充斥在不同的人周围。你或许还会默默忍受，独自神伤，就像北京的乡村青年无奈踏上归乡。即便你进入城市获得身份，你还逃不出生活的不安全感，就像上海的中产人士。
我意识到所有的可能性都还在手里。鲁迅曾经在《野草》一文的结尾写到——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写在2011年5月25日 纪录片《中国门》定稿
文章来源：网易真话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