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宇婷：在“三闾大学”教书

【内容提要】唐云把自己供职的大学称为“三闾大学”——钱钟书小说《围城》中一所不堪的大学。唐云把自己学校的“不堪”归咎于扩招，它让太多年轻人两手空空走进大学，又几乎两手空空走出大学。


雨中，学生们走进重庆师范大学。和全国其他大学一样，这所大学也在扩招中突飞猛进。
摄影/刘量

今年（2013年）教师节，唐云的一篇旧文又被人翻出，在网上广泛传播。那篇文章有一个激烈的题目——《作为大学教师，我感到耻辱》。刺激唐云写这篇文章的，是校园内发生的两起血案。

“刺儿头”的帖子
突然而至的噩耗打破了午后校园的宁静，死亡的消息如水波纹般一圈一圈快速往外扩，很快就传到了重庆师范大学（以下简称“重师”）文学院副教授唐云耳朵里。
2003年10月，教育学院有女学生从办公楼12层一跃而下，当场死亡。全校师生都在传，但学校封锁消息，无法知晓详细情况。当地媒体，也没有任何报道。
唐云在家里等妻子张潜回来，坐立不安。张潜是教育学院的心理学老师。校长和教育学院相关老师去到跳楼女生的寝室，在她的遗物中，最显眼的是数张欠条。跳楼女生来自城郊农村，为了上大学，家里向亲戚朋友借钱凑齐了学费，所有欠条都签着女生的名字，并注明毕业后连本带利一起还。2003年国庆假期结束，和女生一起返校的还有一张张欠条。一边是找工作连连碰壁，一边是即将到期的欠条，重压之下，女生结束了生命。
学校老师驱车颠簸到了女生家，房屋残破而凋敝，房梁摇摇欲坠，全部家当屈指可数，不值什么钱。
听完妻子的讲述，唐云心中像压着块石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常梦到有女生跳楼。女生之死不到一年，2004年9月，校园里又传学生死亡的噩耗。这次不是自杀，是他杀。就在大学校园里，一名男生拿着尖刀，众目睽睽之下，连捅一名女生4刀。女生当场死亡。
一年内两起血案，唐云觉得大学难辞其咎，他感到戳心的痛。入夜后，坐在电脑前，他狂敲键盘，怒火中烧，欲把近年来淤积心中的事全部写下来。
唐云熬夜写了《作为大学教师，我感到羞耻（上）》，贴在了天涯论坛上，时间是2004年9月7日，距教师节还有三天。
他把女生跳楼的原因归结为“大学扩招大跃进下的生命掷虚”——她的生命或许是绝对的社会贫困、或许是中国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夺去的，但是大学难道就有理由躲在这个社会问题的背后庆幸自己的面前有挡箭牌吗？……在我们实行收费教育的时候，又有几个人在探询那些来自农村，经过千辛万苦考来的学生，他们的学费是怎样筹集的呢？
文章还痛斥大学不恰当地扩招对教育质量产生的严重伤害—大学纷纷扩招的实际理由并不是像宣称的那样让更多的人受教育，而是为了滚滚财源……就我所见，在我的学校（相信所有的学校都一样），每年招生季节是最让某些人兴奋的时候……我切身感受的是，像我身处的这个“三闾”大学，不足350亩的校园，教师不到1000名、只有一幢8层的教学楼，居然能够接受13000多名学生……老师在无奈地完成教学任务，而所谓任务不过就是在讲台上站满那几十分钟，挣得他该得的课时费，他们在为任务忙碌而不是为教育忙碌，他们晨昏不辨、宠辱偕忘、行色匆匆，不过是为了一个工作量的指标……这还是其次的问题，关键的还是，在紧张的教学任务中，教授们已经无暇顾及所谓学理、所谓知性的建立，连标准的装配都谈不上了，更不能期望所谓人文传统的延续。在市场欲望蛊惑下的欺骗性教育里，我们除了残次品和市侩外，我们还能向社会输送什么？
把文章传到论坛后，唐云到大连出差。直到收到同事短信，才知道帖子火了，学校里都在议论。开完会，他赶紧找了家网吧，登录一看，点击近4万次，网友赞他敢说真话，催促他写下半部分。可还没等下半部分出来，学校领导已经在查帖子的作者是谁。
回到学校，院领导找到了唐云，试探口风，说校领导认为是他写的。唐云什么也没说，就反问了句，说的是不是实话。最后这事不了了之。后来，领导开始上网搜索唐云写的文章，发现他是个“刺儿头”，此后每到重大日子，领导都会电话“慰问”唐云，并往家里送去水果。半个月后，唐云写完了下半部分帖子，矛头仍直指“大学扩招”。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唐云，他认为扩招导致教育质量下降，这让他作为老师，而“感到耻辱”。摄影/刘量

硬件跟不上
唐云初次听到“大学扩招”是在1999年。2月的一天，他坐在沙发上翻报纸，有人提议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数量从每年的两百万人增加到四百万。看到这个数字，唐云的心里“咯噔”一下，隐隐有些担心。
那时，亚洲金融风暴的余温尚在，国企改革又进入攻坚阶段，一大批下岗职工面临再就业。各级政府都在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头疼不已。
提议者名叫汤敏，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1998年11月，他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后来，他被称为中国“大学扩招之父”。
汤敏认为，在诸多的选择中，扩大高校招生将是一个国家投资少，刺激内需力度大，又能实现老百姓迫切愿望的有效措施。汤敏的建议很快被国家采纳，1999年2月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一年后，大学扩招的风就刮到了重师。重师所在的沙坪坝区是老城区，山多路窄平地少，四周被瘦高的居民楼包围，几乎没有外扩的空间。2000年暑假，一大群身着宽大工装、解放胶鞋的民工在这所学校里忙碌开来。他们在为即将入学的新生修建临时宿舍。
学校后面沿河建有一排简易房，本是学校的民工房，一个房间住十多二十个人，设施简陋。如今，工人忙着修葺这些房屋，作为学生的临时宿舍。简单粉刷后，床和桌椅开始往里面搬。秋季开学，原来的专科生搬到这里，新入学的本科生住到了专科生的宿舍。新修建的宿舍仍在匆忙赶工。
唐云所在的教职工宿舍也搬进了学生，老师在一楼，学生在二楼。学生入住后，常一窝蜂出入，年轻人热闹的生活让他有些招架不住。不久后，唐云和妻子在学校旁边买了房，搬了出去。
开学后拿到课表的唐云极不适应，原本不上课的晚上和周末也排了课。因为学生增多，上课班级相应增多，而重师只有一幢8层的教学楼，教室明显不够用。第一节课到教室，唐云被吓一跳，合班上课，教室里坐满了学生有近200人，乌压压的一片。话筒质量不好，唐云只有扯着嗓子给学生讲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上完课，嗓子全哑了，回到家，一句话也不想说。妻子张潜是教育学院教心理学的老师，因为要给全校学生上通识课，课程安排比唐云还要多，回到家就瘫坐在沙发上，动弹不得。唐云劝她把一部分课给别的老师上，张潜很无奈，学生增加后，教室要轮流用，别的老师课也很多。随着学生人数的激增，重师沙坪坝校区已经容纳不了新生，2005年，重师搬进了大学城，新增大学城校区。

消失的课堂
重师大学城校区占地2400亩，几乎是沙坪坝老校区的10倍。硬件条件转好了，唐云心中的失落感却越来越强烈。
唐云愿意跟人讲扩招前的课堂，每提到此，他都两眼放光，一会儿靠沙发上，一会儿斜着身子讲许久。
1986年，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唐云被分到重庆师范大学，那时还叫学院。老教授要带年轻的老师，类似“传帮带”。跟着老教授备课，一上课，还是助教的唐云就坐在一旁听教授们如何讲课，笔记密密麻麻。有时，老教授会让几节课给唐云上，从简单的开始。唐云上课，老教授也坐在下面听，随后一处处指出问题出在哪儿。
那时的老师们备课可不敢懈怠，老教授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批评起来毫不留情面。老教授坐在下面听课，唐云更是不敢有半点放松。老师和学生走得近，除了课堂上你来我往的争论，课下，老师常邀请学生参加讨论会，聊聊课堂，也聊聊人生与理想。
这样的传统延续多年，直到老教授们陆续退休，大学扩招后，大量学生涌入课堂。
合班上课的课堂，常常爆满，老师和学生间的互动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课程从早排到晚，周末也有，老师和学生需要反复在不同教室间切换。
长期陀螺一样的工作，老师开始抱怨，甚至有时在讲台上站满40分钟是件艰难的事。加上教学不纳入职称评定，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放水”，教课是为完成任务，教书成为了老师的“良心活儿”。
文学院有每周9节课的最低工作量，唐云的课时一直维持在最低线。他认为，课时太多，精力不够，有些课自然会应付了事，而这是他以前所受职业训练所不允许的。
唐云的课，也得到很多学生认可。邬龙是文学院新闻学专业2007级的学生，上过唐云的文学史。每提到唐云，平时内向的他也能滔滔不绝说起来，加上手势，有点唐云的影子。
学校要求每位老师必须有课件，唐云也做，课件上除了一些知识性的内容，也有唐云自己的思考。讲课时，唐云几乎不看课件，拿着话筒讲“鲁迅与存在主义”，在学生中间来回走，用繁体字写板书。他曾专门研究过鲁迅，把鲁迅的文章反复地读，有时在课堂上讲着讲着就背诵了起来。唐云也结合当下现实讲鲁迅，他引着学生针砭时弊，不希望自己的学生远离社会。
邬龙和同学们喜欢听唐云讲课，常听得入神，热血沸腾，课下还和同学争论唐云讲的内容。邬龙觉得唐云的课堂才是他上大学前憧憬的，老师学识丰富，学生由老师引导开拓视野，进入一个“自由”的世界。而现实却是，太多老师对着课件念，全是框架，没有血肉，学生在座位上昏昏欲睡。
可唐云也无法保证他的每堂课都那么精彩，因为扩招，他必须去讲些自己都不擅长的课。


被同学称为“学霸”的邬龙，大学四年后觉得两手空空，在工作一年后，于2012年又重新回到学校读研。摄影/刘量

找钱专业
扩招后，已有的专业无法再吸收大量的学生，重师为了吸引生源，以“专业对口与社会对接”为口号，新增了一批专业。唐云和同事们戏称这些专业为“找钱专业”，学费贵，是学校挣钱的重要门路。
学校生物学系曾改名商品学系，教生物的老师去教了商品学。唐云觉得可笑之至，说到此，反复用手叩击桌面，“商品学啊商品学”，然后往后靠在沙发上，仰天长叹一声。
新开了专业，但没有老师。由于编制、经费等因素限制，老师无法相应增加，任务落到了原有的老师上。唐云所在文学院原来只有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教职工近80人。扩招后，逐渐增加了文秘、对外汉语、新闻学等“找钱专业”。汉语言文学的老师“半路出家”、临时上马，去教这些新增专业的必修课。
新增文秘专业时，要进行课程设置，“领导觉得公关策划、广告策划、办公室管理这些课听起来有用，就匆忙上马”。
唐云和同事假期拿到教材，没有经过培训，开学就得转去教文秘专业的学生，“现学现用”。
唐云爱好摄影，常拿着相机四处拍。开学前，院领导找到他，希望他去给文秘专业的学生上广告策划课。理由是摄影和广告有点关联，而别的老师更不懂。唐云觉得有点搞笑，“八竿子打不着的事”。院里实在缺老师，抹不开面子，唐云只好硬着头皮上。
拿着学校给的教材，自己再找些参考书，唐云开始备课，“跟自学一样”。常常是自己前一天晚上才看的内容，第二天就得跟学生讲，也只能对着课件念。毕竟新手上马，讲不透，学生自然不太满意。
期末，学生给课程打分，唐云得了个“中”。平时评价都是“优”的他，自尊心受不了，再也不上这门课。
邬龙所在的新闻学专业，在被划到传媒学院前，也被视为“找钱专业”。
对于新闻编辑课，他至今能想起当时的沉闷感。老师一直照着课件念，实在乏味，一向听课认真的他也撑不住，两眼皮直打架。
当初设立新闻学专业时，按要求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摄影器材。文学院采购了二十多台珠江牌机械相机，但因担心学生损坏，封存在器材室，不肯外借。唐云是拿着自己的相机给学生上新闻摄影，换老师后，学生在借不出相机的情况下，上完了课程。

“学霸”的沮丧
2011年，邬龙和同学面临毕业找工作，转眼间，大学4年的学习到了真刀真枪检验之时。
邬龙来自江西宜丰，家住在小镇上。在县里念高中时，一心想读新闻。高考离重本线差几分，在提前批里报了重师文学院新闻学专业。
邬龙被同学称为“学霸”，每次上课都早早去，几乎不逃课。老师讲得再无聊，他也强撑着听。邬龙大学里就实习过一次：学校要求的三个月毕业实习。此前，他每次要去找实习，都觉得自己“两手空空”，总想着在学校学到点东西再去实际操练。
这一晃，四年过去了，很快面临找工作。在网上看到招聘图书编辑的信息，邬龙去参加了笔试。试卷内容是拟标题、给新闻分类和写篇评论。他使劲儿回忆了一下教材里关于如何拟标题、评论写作要点的内容。交了试卷，邬龙信心满满地等通知，他觉得题不难。
不久后，邬龙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此次招聘请的出题人，和邬龙是老乡。对方跟邬龙讲，他答的不好，尤其是评论写得差。
这番话如一拳重击，让“学霸”邬龙沮丧不已。他开始回过头来想，自己大学四年的课堂上到底学到了什么？结论是“两手空空”。再找工作时，他变得恐惧，觉得别人没理由要自己。
第三封简历投向了一家企业，对方要招一位写文案的编导。这家企业最终要了邬龙，试用期三个月。邬龙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被选用，他猜测是简历上写的获奖名目。工作后，为了弥补大学里的“空白”，邬龙经常熬夜“恶补”。花两周时间写出来的解说词，领导还可能不通过，得继续改。两个月的时间，白头发“蹭蹭蹭”地长了出来，现在也没消下去。
工作一年后，仍觉得自己“两手空空”、做事吃力的邬龙决定考研，充实自己。2012年，邬龙考上重师文学院的研究生，他专门选修了唐云的“网络语言研究”课。
唐云在2009年开始给研究生上课，这一年，研究生开始扩招。研究生扩招前一年，教育部首次承认本科扩招“太急促”，导致教学质量下降。
唐云的印象中，导师们现在是争着要研究生，那热情多不在于可以多教育些人才，而是多一个研究生，就多一个收入来源。
问题出现了，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如何保证？多年以后，教育部会再次承认 研究生因扩招而导致教学质量滑坡吗？
那些走出校门的学生们，是“攥着空拳”还是学有所成？唐云的耻辱感，还将延续下去。
（实习生曾会文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章来源：中国周刊

附：唐云在天涯论坛上发的原帖

作为大学教师，我感到羞耻
——教师节有感及其他
　　
我怀着一种特殊的心情迎接教师节的到来。
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明白这个节日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没有兴奋也没有激动，更多的是迷惘和反感，我迷惘是因为在这样的国度里，教育正在划向一个无底的深渊，教师正在成为一个悲壮的牺牲群体，给这样一个群体享用一个什么节日，还有什么实际意义？我反感是因为每到这个节日，政府和官员就开始了大规模作秀，媒体也开始假惺惺煽情，“蜡烛”、“春蚕”一类的比喻几乎能够让所有的人背过气去！老一套的表演老一套的说辞，让人不知今夕何年。有点变化的是原来的节日发50元钱，现在涨到100元，原来发白糖毛巾之类，现在可能发的是色拉油或者是百货大楼的代金券，恩赐一般！
在以往的教师节，我反感大多基于一种本能的、对虚伪和表演的弃绝，在今年，我却从理性的高处和灵魂的内核中感到了可耻和愤怒！
去年，我所执教的师大一个女生自杀了，从办公楼的12楼跃下来，脑浆迸裂，绽放成一朵无奈又无告的花；今年，我校一男生在下午4点钟左右，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一个女生连捅四刀。年轻的生命在我身边接二连三地消失，来自心灵的疼痛使我一次次在梦中惊醒，然而我的学校当局在生命消陨的面前，首先想到的是封锁消息，不但对外拒绝媒体的采访而且对内也不给师生有所交代，好象生命的消失就是一堂可有可无的课。我知道，女生的自杀是因为经济问题，据传，在她的遗物当中，最显眼的就是欠帐单，家住农村的她，为了到这个比三闾大学还次的学校上学，他们家向亲戚朋友借了在他们看来不啻于天文数字的钞票，而所有的借条上都签着她本人的名字，并注明毕业以后加上相当的利息一并归还。就在去年国庆长假回家返校以后，正准备毕业的她，在感到就业困难的时候，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疏解自己的压力，有关老师到她家里去，看见的是一个完全不能想象的破败家庭，她的家所有的家当，包括即将颓毁的破房，加起来可能还不值3000元钱，这是在大都市近郊的农村；教育和不平等的社会合谋杀害了这个青春女孩，我们能够说什么？即使媒体介入报道，他们又能说什么？那个杀同学的男生，据说是对女生产生了单相思，似乎没有其他什么归于社会的原因，但是传说者大多语焉不详。就我的认识来讲，我认为无论是个人原因还是社会原因，一个大学生居然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屠刀砍向一个自己暗恋着的女孩，理所当然是我们大学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是一种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必须面对的道义责任，我们的教育难道孳生出这样的杀人狂，还能够轻易逃避责任吗？大学所忽视和牺牲掉的大学精神、虚假繁荣背后所潜藏的人文危机、大学扩招大跃进下的生命虚掷、学校当权者愚蠢而盲目的所谓大学升级运动、对大学教育体制被金钱、权利锈蚀后种种罪恶的无视、教育者们对道义和真理的放弃等等，一切都在今日产生了报应，可悲的***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虽然更多的诸如***事件的大学惨案被我们当局压制，但是被压制的仅仅是惨案的消息而不是惨案的发生。
如此，我对于当今大学的思考，已经不再停留于大学教育体制的改革或者大学精神的倡扬，我只需仅仅将思考回到起点，就能在这一片喧嚣声里，发现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生命将如何被我们轻视被我们摧毁，真理如何被出卖被践踏，学术如何成为装点门面的饰品、研究如何成为晋身的手段——归结到一个哲学命题上就是，我们的大学始终把人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导致了我作为人、作为一个教师耻辱感强烈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上

大学教育体制弊政顽劣而不自知，教学、科研的量化管理和大跃进式的发展观，写就了中国大学教育的堕落历史，21世纪更加变本加厉。
曾几何时，大学成为全社会有志青年向往的圣地，大学，总是和这样一些庄严而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殿堂、学府、精神家园、学术前沿、净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栋梁、自由民主、天之骄子、民族未来等等，从苏格拉底的大学理念开始，大学一直是作为一种文明延续和发展的空间而存在。她的职责是以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关怀、创新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独立个体为目标为理性的国家培养合法的公民。大学，她不应该只是培养工具的场所，也不是容忍政客的官场，她最不应该的是成为一个交易市场。但是这一切“不应该”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都成了顺理成章的主流，成为一个模式被纷纷克隆。当前，我们的教育体制虽然标榜的是一种义务式教育和公民、公益性教育，但是实际上我们所推行的不过是一个什么也不是的怪胎模式：一方面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教育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延续工程，必须强力实行某种精神理念的种植，要实现标准化的人才培养计划；另一方面，由于大学传统与大学精神本体的强大影像力，使大学在实行这一标准化时，本身无法避免地会出现所谓的反意识形态（即“自由化”）的思想，所以，大学教育在当局看来她既是必须加强的又是不能放心的，由此造成现在的大学教育处于一个十分难以恰当定位的尴尬境地，于是在市场化面前，大学在保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只有通过产业化方式寻求生存空间。政府实际上在这里是不负责的。一旦把大学置于市场的惊涛骇浪当中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向哭穷的大学、一向神圣的大学突然之间就放弃了曾经的圣洁形象，疯狂的加入全社会捞钱的潮流，而且更加虚伪更加残酷更加无耻，因为在换取最大化利益的过程中，大学投入的成本是精神的价值，牺牲的代价是整个大学传统和大学师生乃至于是整个民族的未来！
大学弊政如今越来越明显地这样显现出来：一是校长负责制成为校长、书记及其同仁的独断制，所谓改革方案也好、教师考评也好，从来就是自上而下的，对于教育改革、大学改革这样一种重大公共事业的的纲领措施，如果不广泛经过师生的认可而强力推行，其结果是任何改革不过都是带着个人色彩的盲动，权利效应在大学里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一切以市场化为标准，而法律尚不健全的今天，权力就意味着对利益的侵占，这在我校正在实施的改革方案中成为了一个“亮点”，庞大的行政机构、严重的脑体倒挂现象已经无端侵害了教师的利益，同时这个侵害总是因为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得以取得合法化，因为规章制度和考核标准的制定以及考核程序的实施实际上就掌握在同一组人手中，并且一旦规章发出，它就成为一个标准，任何教师有无不同意见一律视为默认，余下的工作就会非常顺利！更为荒唐的还是，同一级别的教授和行政人员居然实行双重标准，一个副教授要升教授，除了教学工作量以外，还必须有科研成果的杠子、还必须有教书育人的成果，还必须通过学生对其教学效果的打分等等，但对于一个副处长升任处长，无非就是上面的态度和本人的要求而已……这些大家都明白的不公平，其实要算到“教育”弊政上似乎还很勉强，因为行政系列根本就与教育不搭界，但是这个本身属于人事制度的东西，它无处不在影响着教育，因为，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对于教授的苛刻，对于行政服务系统的“宽厚”，实际上我们很容易看到所谓聘任制中的私营企业的影子，在这样的大学里，基本权利不断受到侵害，还哪有什么科学民主的奢望？教学作为主体在今天的大学实际上成了叨陪末座的角色，充当这种角色，你不耻辱吗？
二是产业化和市场化造成大学教育的本末倒置。无论是灌输国家意志还是延续人文传统，作为大学的起码职责，应该而且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成为一个大学的核心目标，这个核心目标的核心又必须围绕教育这个实际环节。只有在今天这个经济时代，才会有所谓“为教育、学术而经济”还是“为经济而教育、学术”的问题。按我对国务院关于“产业化”的理解，应该是教育机构包括大学，可以进行产业开发，你可以去炒股票你可以去开发地产你什么都可以作，单单不能把教育本身作为产业来经营。在最初听到产业化呼声的时候，我天真地认为（事实上也应该是这样），大学的事业可以划为两个部分，产业和教育，产业负责为教育提供经济基础，产业的盈亏都不可动摇教育的神圣！但是目前产业化的结果是大家都将教育本身作为资本甚至赌本，去发展所谓教育经济！这不知道是国务院的初衷还是下面理解的偏差，或者是因为大学除了教育本身以外根本就找不到别的资本使然？由于市场化在大学里的非常规演进（这里的非常规指大学进入市场没有遵循起码的经济原则，仅仅是将国家资产作为资本进行简单的买卖，买卖权以及价格的定位完全掌握在没有起码经济训练的人手中，用行政事业的方式从事着经济行为，连成本核算概念、市场——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也不考虑），教育***随之应运而生，无限膨胀的欲望从此笼罩在大学上空。
所谓本末倒置的判断，我基于这样的实际经验——大学纷纷扩招的实际理由并不是像宣称的那样让更多的人受教育，而是为了滚滚财源。因为大学完全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其规模，生源实际上就是市场的代名词，高昂的学费就成为大学迅速奔小康的保证！但是这样的结果就几乎是完全放弃教育。就我所见，在我的学校（相信所有的学校都一样），每年招生季节是最让某些人兴奋的时候。（至于招生环节的***与黑箱我在此不赘述，我当然也无法更无需去收集证据，因为完全可以想象，最近关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黑钱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我切身感受的是，像我身处的这个“三闾”大学，不足350亩的校园，教师不到1000名、只有一撞8层的教学楼，居然能够接受13000多名学生，过重的负担以至于教师全部成为讲课机器，因为教室不够，很多课程就安排的周末和晚上，学生可以轮流上课，而教师和教室永远没有轮空的时候，有相当部分老师每周上30多节课，最多的每天就要从早晨到晚上上10节课，因为如此重压，我们学校把大学标准课时从每节50分钟压缩到40分钟，每天上午安排5节课、下午安排3节课，晚上安排3节课，也就是每天11节课。不仅如此，由于学生多，教师少、教室少，很多专业必修课都还得采取大班制，一个巨大的教室常常容纳近200人，这样长期疲惫的上课和这样超规模的班制，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老师在无奈地完成教学任务，而所谓任务不过就是在讲台上站满那几十分钟，挣得他该得的课时费，他们在为任务忙碌而不是为教育忙碌，他们晨昏不辨、“宠辱皆忘”、行色匆匆，不过是为了一个工作量的指标，当然也并不排除少数善良的老师因为实在不忍心看这些孩子们被荒废的一点点恻隐之心。说白了，这样冲锋陷阵的结果，在我们得意洋洋地宣扬培养了多少多少人才的数字的时候，只有天晓得这个数字背后有多大的真实性。这还是其次的问题，关键的还是，在紧张的教学任务中，教授们已经无暇顾及所谓学理、所谓知性的建立，连标准的装配都谈不上了，更不能期望所谓人文传统的延续。
在市场欲望蛊惑下的欺骗性教育里，我们除了残次品和市侩外，我们还能向社会输送什么？在学校迅速脱贫奔向小康的路上，我们看到的是大学教育被金钱强奸后的奄奄一息，是理想被践踏过的尸横遍野！
成人教育被看成是大学的另一棵摇钱树，在没有市场化以前，成人教育的确可以被认为大学为社会培养更多人才的重要一翼，行使着特别重要的职责，也收到很好的效果。然而一旦沾染了金钱的臭味，一切都变得可疑。鄙人作为全国最差的大学中最优秀的教师，每年必然会被派往一个又一个成人教育面授点，须知，在80年代，被授以成人教育权利的老师都必须是精心挑选的，上课扎实而深入，而那时的成人学生都经过严格的考试和筛选，都是各地推选出来的精英，教学双方都十分珍惜十分努力。而现在呢，情况则大不相同，就我所上的文学课程来说，有几个关键问题让我“出离愤怒”，一是学生来源万分可疑，因为上课的过程中你完全可以感觉到他们犹如一群白痴，对你费力讲授的东西一脸茫然，起初我检讨自己的讲课方式，继而怀疑课程设置，但很快我就彻底明白他们茫然的道理了。我上专科升本科的“新时期文学”课程，在我的意识里，任何一个专科生起码应该在专科阶段学过“当代文学史”之类，所以对新时期文学应该不陌生，只是一个深入的问题，后来我才发现，我的这些“本科生”，大多数拿的专科文凭都不是中文专业的，他们来自当前中国大学专科所能开办的几乎所有的专业：数学、生物、外语、历史、德育甚至音乐、体育！这个结果把我吓得不轻，问他们为什么要中途转科，回答更让我无法言说，他们说中文好过关，容易拿文凭，不过是死记硬背而已。再说了，他们也并非想这样像白痴一样来学，是因为当地所在单位强迫他们读本科，为本单位学历结构作贡献。这个难堪的现实，就把大学推到了与学生以文凭合谋欺骗社会的轨道上，至于这一点，天地良心，大学最为清楚。二是教育目的完全异化，因为在每次面授动员的时候，我听得最多的就是要保证及格率和过关率，这个保证完全可以翻译为是对市场占有率的保证，对收入的保证！谁都不必管什么教学效果人才质量！其他课程其他系科我不知道，对于大多数文学知识相当于小学水平的学生来说，我保证其及格的手段只有一个——放水！一般在校本科生必须一学期才能学完的课程，在函授时仅仅安排3、4天时间集中拉完，即使老师是天才，学生是天才也不能胜此重任，我不“放水”我怎么向人民以及人民币交代？——我耻辱啊，我是教师！
每当我看见充斥学校各个角落的学生，看见由最简易的民工房改成的学生宿舍，看见他们在酒吧、在夜总会流连的时候，每当我看见学生越多图书馆越冷清的时候，我都不禁要问，他们的父母真值得化血汗钱将他们送到这里来虚度吗？他们既然在这里什么都不能得到，值得赔上4年的青春吗？这样的大学能给他们什么？冷漠、自私、虚伪、对财富的欲望、对知识的轻慢，还有对大学精神本身的侮辱！如果仅仅是为了将大量中学毕业生赶进一个有围墙的地方圈养起来，以暂时缓解社会就业与治安的问题，我们又何必这样去寻找光明的理由，让大学来蒙此羞辱？每当看见媒体上赤裸裸的招生广告，我也不禁要问，一个大学的广告居然比普通商业广告更加恬不知耻，中国大学除了金钱就没有其他可以追求的吗？至于抢夺生源、空许承诺、营私舞弊等而下之的做派比商场更为惨不忍睹，基本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了！
大学扩招，种下的即使是龙种，最终收获的也一定是跳蚤！
到此，有必要再次提及我们的那个因贫困而自杀的女生，她的生命或许是绝对的社会贫困、或许是中国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夺去的，但是大学难道就有理由躲在这个社会问题的背后庆幸自己的面前有挡箭牌吗？在公平原则危机的今日，我们不但毫无选择地维护着制度的非法性，而且承担教育主体任务的我们，从来也不追问自己在巧取豪夺的社会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我想问的是，在我们理直气壮地声称“为稻粱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在社会苦难的现场别过脸去吗？在我们实行收费教育的时候，又有几个人在探询那些来自农村，经过千辛万苦考来的学生，他们的学费是怎样筹集的呢？而在我们的大学里，又有几个官员了解贫困学生们手中有多少帐单呢？当一个政府把本来该自己承担的教育任务通过所谓市场化改革，转嫁给社会和大学以后，政府职责通过学校当局来行使的时候，急功近利的大学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深渊呢？
三是浮夸风泛滥虚构着大学教育的神话。这决不是新鲜的话题，但身处其中感受弥切。
首先是学校升级成风，专科向本科、学院向大学、普通大学向重点大学、专科大学向综合大学……等等，而升级的条件据说有若干软硬指标。但是就目前我校升级过程来看，几乎就是一场闹剧，在迎接检查、考评之前的突击冲刺、各项指标的东拼西凑就不再去谈它了，单是在上级考评小组到来之前我们手中接到的校当局用于统一口径的小纸条就让人大倒胃口，上面有这样一些数据：正教授多少、副教授多少（有许多是外校临时借来的），博士学科多少（当时根本就没有）、重点学科多少，图书馆藏书多少等，数据都是虚假的，所以，在考评小组离开以后，我第一次有向上级表功的冲动，向领导汇报时是这样一副口气：这次我表现很好，一句真话都没有说！那个听我汇报的既是哥们又是书记的领导顿时失语！这在别人听来肯定是笑话，但它的确是真的。“我院”成功地升为“我校”以后，我们看到的是校门从新修葺，花园更加洋盘。这是形象固然重要，但应该与这些“形象”相适应的内里的东西却不足与外人道，比如一个简单的例子，从我院到我校仍然延续着10年不建教工宿舍的传统，公共设施仍然没有添加的迹象……！升级，不过是学校当局领导下的集体舞弊，或许我们期待升级会给我们带来实际的好处，但这个好处的换取牺牲了我们作为大学教师的基本准则，我们的不诚实种下了无法剔出的祸根，面对天真的学生，我们将无地自容！其实学校升级理应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它依靠实力作证良心保底。如果这样挖空心思的蒙混过关，不加掩饰地集体作假，不得不让人怀疑只有这么一些解释：尽快地为权力寻找提升的借口，无情地为市场拓展更残酷的空间，贪婪地为掠夺建造更具欺骗性的平台！现在流行的大学城建设，就其规模和投入来讲，都是纯粹的经济行为，完全背离教育原则，因为当权者已经明白，搞批发市场当然比零售更具魅力，完全忽视了不同大学本身应该具有的风格与特点。当然，搞这样的大学城本身就是一个“项目”，而项目这个东西在西部开发过程中意味着圈钱、意味着一个缔造富翁的运动，我们都很明白，根本无须需审计风暴的提醒！
其次是以适应社会的名义，大兴增设学科之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社会对各类专门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加大，大学新兴学科也应运而生，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问题是当大学搭乘市场的快车，以追求效益为目标的学科建设一旦蔚然成风，势必形成这样的现象，许多大学不管自己师资情况如何，也不管对该学科有无实际研究，只要是能赚钱的学科就盲目上马，一时间各个大学竞相开设广告专业、影视专业、商品学专业、经济管理专业、文秘与公关专业等等，这些专业说白了都是市场泡沫，我所在的大学，本来就只是一个小小的师范学院，老师们也不过是这个学院或别的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但是，这些从来没有进入过市场，没有实际经验的人，突然之间就开始对市场指手画脚，开始在讲台上纵论天下经济。最为不可忍受的是，学校开设这样的课程，从来就不愿意在师资培训上化功夫，尽管知道老师们对这样的学科也只是门外汉，但是培训需要金钱，这个投入在当局看来是不划算的，所以这些新学科的老师们在学生面前的优势只是早一天熟悉教材而已。恰恰是这样的学科竟然成了当今大学的显学，也成为大学开拓市场树立形象的一张标签，似乎没有这样的专业就没有市场，就不是现代化的大学。究竟这样的专业对社会有多大贡献大学是不会去考虑的。随着学科泡沫的翻涨出现的是学位过热和文凭过热现象，为了充实所谓的学科梯队，硕士博士成为当然的条件，于是各类学科的硕士博士点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而这些所谓的“点”也不过是滥竽充数，其“点”的情形与新开专业同出一辙，不过是为金钱而设，大致教育学科审批机构在这中间没有少拿好处。我所在的系，就曾经在一年之中考上一个兄弟学校5名博士，在报考之前，两个学校的频繁往来和亲密接触更不在话下。其实，这中间就是体现的一种市场操作，我们需要学位来装点门面，兄弟大学需要通过代培博士来找钱，至于考试本身和攻读本身，只是一个过场。大家都深恶痛绝的文凭买卖和交易，大学是始作俑者，说得刻薄一些，大学是制造和贩卖“假文凭”的最大骗子！
在欺骗者的行列，我的确感到耻辱！

下
　　　　
理想的光芒日益黯淡，良知已经贬值，如今的大学既无法固守精神和品格、保证学术传统的纯正，又无法真正做到对社会的负责。“人”的观念的淡漠，工具理性的盛行，大学正在失去它安身立命的家园。
大学，在根本上是从事着一种形而上的意识构建，它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反思社会的空间，它自身的逻辑完全遵循着智慧和理性的要求，因而它成为一个自足同时又具有启示性的系统，它首先是独立和高蹈的，它关注超验性的兴趣往往高于对世俗的兴趣，虽然如此，大学在维护高蹈的同时，往往能够恰如其分地对社会人群的生存苦难、个体的生命难题给予及时和准确的关怀，这种关怀不是所谓治病救人的“一而一”的方式，它最终指向根本。
然而商业逻辑的“帝国主义”式的入侵，中国大学轻易地缴械投降，既可以归结为中国大学本身传统积累的轻浅（北京大学也不过100年历史，而后五十年的发展恰恰是前五十年的负数，五四时期积累的稀微的传统因为体制的强奸不复存在了），还因为中国大学本来就无视形成独立传统的重要性，更因为早些时候的意识形态化和现实的追名逐利等，已经掏空了大学人独立的人格，当今大学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已经完成了当代中国最恶劣的品质转型，在浊世滔滔中，他们已经练就了不负责任、适应环境、自私虚伪的一套本领，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教师和学生最后一次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显现其可贵的精神以后，理想消失、功利日显，大学人格在颠倒的世象中充当着推波助澜的角色。
世俗的风暴来得异常猛烈！
先讲一些表面化的例子。
其一，在去年的某个时候，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出版的一部小说《沙床》在文坛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澜，因为他反映的是大学教师如何空虚无聊，又如何在学术在生活中随波逐流，其中也写到了大学教师如何与学生在性上面的苟且等。有些人无法忍受他的作品，认为是为大学抹黑！
其二，最近我系新发生的故事：某教授（关于这某教授，因为曾经写过几部小说，是本市小有名气的“作家”）在向系里交来毕业生毕业论文成绩里，居然有个学生获得满分100分，这是史无前例的，可能古今中外也没有这个先例，这当然引起系里的重视，于是专门组织了系学术委员会的几位专家予以重新审看，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这里有明显的问题，建议90分。但是这位教授向系主任大吵，根本无视委员会对该文的客观中肯的评价。滑稽的是，当初组织重新审看的主任居然又反过来责怪几位学术委员，说起码也该打95分，闹得几位委员心意冷淡！这个事情其实有一个大大的原委，那就是这个50岁的，儿子都已经大学毕业的教授，早已经成功占用了这个20岁女生的青春，他们早就出双入对，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当初他和女生的关系是他的本身魅力使然，还是女生主动的投怀送抱（我们也无意去指责这种关系），教授的恶劣之处在于，教授利用手中掌握成绩的权利，在他们的关系结束之前（学生马上毕业），最终显现了庸俗的一面，形成了一种交换，当初免不了的关于爱情的谎言都灰飞烟灭！“交换”是多么市场化的字眼和行为，在我们在印象中，似乎只有腐朽的资本主义、庸俗的商人、市侩、政客才会把爱情作为交换的商品，没有想到，在我的大学、我的教授同仁也在进行这个勾当。
两个例子其实互为印证，我觉得人们指责葛红兵是没有道理的。至少我认为他笔下的大学是真实的。正如张者的《桃李》一样真实。
两个例子看起来是孤证，但是只要稍稍具有一点良心和善于观察的眼睛，你就会发现，势利的社会正把教师和学生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因为，一切都是可以交换的，只要是合适的加码！更不用说贫困女生被逼向社会，膀大款、当小姐。《中国青年报》就曾经报道过武汉大学女生当小姐的新闻（团中央书记除书记赵勇曾大发雷霆，批评《青年报》，资深记者***有一封给赵勇的公开信，大家可以参考）。
我真的不愿意举这样的例子。我也非常不愿意这样来侮辱我的大学，但是，在有人指责大学是养鸡场的时候，我还是不得不痛心地承认，大学其实是一个道德普遍堕落的场所，是一个被迫放弃良知的最后证据！其深层的原因，当然与整个社会的普遍堕落相关，但作为一个大学，它的堕落较其他行业来说就显得触目惊心而且影响深远！
现在回到深层的问题。
一、学术官僚化抽掉了大学最后的脊梁 种种机械的考评方式，各类压人的条条框框，促使大学学术研究在飞速地泡沫化和无质化，虚假学术、官僚学术、谄媚学术在大学蔚为大观（仅限于人文学科？）！
由于职称、学位几乎成为大学教师唯一的价值判定，它也就成为大学教师狭窄的角逐场所，同时它也就成为少数学阀和官僚捞取好处、分配利益的黑洞，在学术科研的幌子背后是种种令人发指的交易和勾当。
与教育弊政相联系，学术的再分配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每年的课题申报过程几乎就是一个揣摩上级部门心态和需求的过程，老师们往往不从自己的科研实际情况出发去申报课题，而是从现实功利、时势政治、主管兴趣等方面去迎合，因为谁都明白，课题能否成功申报取决于权力系统的认可。正是基于这一点，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就成为课题的发包商，在发包的同时，他们自己往往也成为重大课题的承担者。学术界的拉帮结派、相互吹捧等现象也由此派生！
在大学还有一个十分显眼的现象就是行政长官并不满足于他的职务，还往往利用职务的便利掺和学术，而大学学报就成为行政官员的私人园地，没有真才实学也不会影响他晋升教授（学者型领导除外）。不明白的是，专职的领导者或行政长官，为何在教授贬值的今天对职称却趋之若骛？
用金钱换取学术也屡见不鲜。典型的做法是由学校或相应的系科出钱，邀请某核心刊物共同举办所谓“学术研讨会”，刊物当然心有灵犀，辟出较大版面刊登该出钱单位的文章。即使如此，享受刊发的机会也是不均等的，一般说来刊发的文章都是系科领导和亲信的！我们文学院就曾和某权威学术刊物联合在我市召开过一个所谓“区域文学研讨会”，花费了10多万元，得到的回报是少数人得以在权威核心刊物发表文章，我院也在刊物的封2封3上露脸。问题还不至于此，我们的系主任靠系里的钱由此拉上了和这刊物的私人关系，他也因此而获得中国社科院的什么客座研究员。说到那期刊物发表的文章，由我一个朋友的话说是：你们那个系的学术水平，不在那上面发表我们还不知道深浅，一发表到露出了马脚！其悲也夫？？
在学术界纷纷打假，唾弃剽窃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谄媚学术的泛滥。这几乎是官僚学术派生出来的杂种学术，它往往以申报课题的方式出现，但比普通的“揣摩式申报”有更明确的指向性，编制课题报告时，要么它直接奉承学术掌门人的成果，要么干脆以政治切入的方式来迎合主流政治，希望用学术的政治化倾向来获得体制的认同。在政治权力和学术独立精神两极之间，大学教师无奈的抛弃了后者！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看到有关伟人理论研究盛行的原因！我的一个同事靠“邓小平文艺理论”这个课题已经成果斐然。我不想考察这个课题本身是否成立，我要说的是申报这样的课题就是投机！
目前，我所在的大学已经出笼了所谓教授聘任制和成果考评标准，又一轮成果大战已经展开，学术官僚再次看到钱途光明，学术刊物从灰姑娘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宠儿，课题申报已经紧锣密鼓，学报增刊正在筹划……倾轧、诋毁、瞒天过海、黑市交易、李逵李鬼粉墨登场，热闹非凡！
身处其中的教授还能够缅想学术的天空还能够维护学术的尊严吗？“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时代已经远去，这个结果我想就是当局者所期望的，他用课题的方式钳制住老师的思维，限制教授的自由，同时它又是一种“诱奸”的方式，你要获得生存的权利，你就必须就范于它的规定，职称、评奖等莫不是一种先诱后奸的恶行。问题在于教授被奸时居然大喊畅快，这可能应怀疑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了！
看到课题申报的通知，总让人想起“嗟来之食”之类！
二、不负责人的教学环节，抽空了学生的理想与*** 教授们已经不再追求那高蹈独立的风范，他们在滔滔浊世里庸俗着、甜蜜着，他们随时可以自觉或被迫地将灵魂标上价码，挂在图书馆的门口；他们不再为学生的精神成人和品格塑造担负半点责任，他们只满足于游走在话语的街道，伪学术的河流，去换得廉价的尊崇；他们已然将自由思想的尊严和独立学术的价值抛弃在市场的荒野，像虫豸一样蜷缩在别人为他编织的巢臼中，孵化着别人的思想……这一切，不该归罪于他们，这个缺乏公正和法制的环境，这个贪官辈出的体制，这个诚信沦丧的时代，是我们该面对的时候了！
然而不是这样简单，大学生处在教学环节的另一端，我们看到，由于大学和教师的总体堕落，学生在这场无端的游戏里不过是牺牲品。
首先，大学课程大学教材充满虚伪和荒唐的东西，从课程设置来讲，那些注重所谓德育、人生和红色经典理论课程占去三分之一的时间，而这些课程灌输奴隶哲学、遮蔽历史真相、扭曲学生灵魂，目的就是要求学生盲目、愚蠢和廉价的忠诚，所谓革命理想教育之类也大致不出于此！外语学习目前是大学最荒谬的，所谓四级、六级考试成为一个硬指标，把一种可有可无的工具奉为一个学生能否毕业的标竿，因此在课堂上、在寝室里，我们都能看到眼光呆滞、口舌嗫嚅的学生在为四、六级奋斗，这大概也要花去学生大学四年时间的三分之一。人生最宝贵的时间就浪费在这里，而且你明明知道这些劳什子对你今后几乎完全没有意义，你还得这样作，这是学生的悲哀还是教育的悲哀？大学教材在不断翻新，编撰思想也似乎在不断变化，但是，我始终没有搞懂教材于教授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正如《天津日报》曾经就教材的可能性意义提过5种：
1、应采取教师讲学生记的方式。这种方式最能促使学生认真听讲；
2、学生能读懂的，否则教师就没有可讲的了，教材是仅供教师备课之用的；
3、生能读懂的，但仍应由教师宣读，听教师宣读比学生自己阅读效果好；
4、写成学生能读懂的，但不应由教师照本宣科，教师应提纲挈领地讲一讲，并着重讲解重点和难点；
5、本来是有分析有论述和纲领清晰的，重点和难点本来就应浓施笔墨加以论述，并非必须用嘴讲。换言之，教材应是无须再讲的，教师可以在学生自己阅读的基础上以答疑（对话）的方式解决个别学生的问题，并以练习和讨论等手段帮助学生进一步消化教学内容。如有必要讲授，也只应作一些补充新内容性质的讲授。
但是我们的大学，有多少老师真正对这样的问题进行过思考呢？更不用说我们的教材在全国统一意识的指导下编撰，本身就受这极大的限制。
学生在这样的学校里在这样的教育下，会成为什么？
个性被消磨，理想被压制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让我不安的是，大学老师师德的颓毁，学术理想的凋敝以及世俗风暴的扫荡，大学生们继承了他们老师身上所有的品德：自私、愚昧、麻木，狭隘——***的考试制度培养了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和弄虚作假者（枪手走俏和考试舞弊已经泛滥成灾）、奴隶化的教育培养出一批批没有怀疑、没有理性、没有审美能力的庸才、工具论下的摇篮培育出技能崇拜主义者而抛弃了真正的公共利益的关怀者、无所不在的爱国主义教育豢养出大量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教师的奴隶化丝毫不走样地投射到学生身上，而处于弱势的学生受的伤害更深因为他们以为世界本来如此！老师是清醒地堕落着，而学生却无知地被害着！
无需作更多的叙述，但愿我看到的满眼黑暗是我得偏见，但是我敢保证的是如今的大学真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我的耻辱来源于我的身份，我居然在这样的地方觅食，与这样的人天天为伍，而且我个人无能为力，不能像鲁迅一样找一个悚身一摇的办法，我几乎没法苟延残喘了！我只能写这样的文字，没有深入的阐述，只是将自己看见的如实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