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莫言是平庸教育的漏网之鱼

看了莫言在瑞典的诺奖演讲，就知道了他为什么成功。他讲的故事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小学没念完就被迫辍学，一个人孤独地在草地上放羊和冥想；后来又混迹于民间社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与传说，并铭记在心。
虽然这样一段经历使莫言至今感到痛苦，但却使他摆脱了更糟糕的境遇。这就是与其他孩子一样，受所谓的“正规教育”。正是这种教育，成批量地扼杀了孩子们的灵性，使他们变成平庸之辈。而这一转变，正是我们社会沾沾自喜的“教育成就”。这种“教育”狂妄自大，认为自己垄断了知识，凡是脱离了它这个体系的人都被认为是“没文化”；它认为世间只有一种它规定的文化准则，鄙夷乡间还残存的丰富的文化宝藏和万物有灵观念，甚至认为这些都是“落后迷信”；它认为凡事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摧残富有想象力的年轻的头脑，反而把熟背标准答案的人视为优等生。
谢天谢地，莫言辍学了，使他成为这个制造平庸的体制的漏网之鱼。他在孤寂中与自然对话，让思绪如白云自在飘扬；他于是受到了天启。这十年，他在高密东北乡吸吮着丰盛的文化养分，如他坦言的那样，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素材。与此相比，课堂上老师用枯燥的语言解构着浑然天成的诗句，把大象无形的天道矮化为可以用几个关键词表达的“真理”，于是中文系的高材生从潜在的文学巨匠变为合格的中文期刊编辑。
类似的事情并非只发生在莫言身上，也不只是发生在文科类教育领域，也不仅在中国。据说牛顿在剑桥大学读书期间，英国爆发了“黑死病”，学生们被谴散回家。然而，就是在这闭门索居的18个月中，他的头脑无拘无束，思想纵横驰骋，形成了自己的宇宙观，为他的三大贡献，微积分，万有引力和光学奠定了基础。
另一个科学界的天才却没有这么“幸运”，他既没有辍学，也没有碰到“黑死病”，而是上了苏黎世工业大学，因此他险些没有成为我们后来知道的“爱因斯坦”。他回忆道，学生们“为了考试，不论愿意与否，都得把所有这些废物统统塞进自己的脑袋，这种强制的结果使我如此畏缩不前，以致在我通过最后的考试以后有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扫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8，第8页）只是由于这所大学已经比当时其它的大学更少强制的考试，以及爱因斯坦经常逃课，只是看同学带回的笔记，他才较少受到折磨。
爱因斯坦后来感慨说，“现代数学的方法，竟然没有把研究问题的神圣好奇心完全扼杀掉，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以外，主要需要自由；要是没有自由，它不可避免地会夭折。”（第8页）实际上，那些没有像爱因斯坦那样逃课的同学们心中的幼苗，以及成千上万在现代教育体系下学习的学生们心中的幼苗，已经被扼杀了。在人类精神领域，自由不仅意味着探索的无限可能，而且意味着探索的人心本性。
更不用说，当代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是教育体系的漏网之鱼所为。一个是乔布斯。他一开始就不想上大学。到里德学院以后不久，就提出了退学，他讨厌学校强迫他上那么多他不喜欢的课。他认为把父母省吃俭用的钱花在学校是不值得的。而比尔-盖茨退学则不是因为家庭财政困难，因为他的父母是有钱人；但他从人人羡慕的名校哈佛大学退了学。正是这两个人，以他们没有被教育磨损的天赋灵性，领导了现代最深刻的革命——个人电脑的革命，从而改变了世界。
回到中国，回到莫言，还要加个“更”字。因为在那个时代的课本里充斥着不实之词。接受这样的课本洗刷的头脑，就不会以一个“人”的立场去体会地主西门闹的内心世界，而是认为他作为一个阶级的成员，就应被剥夺，甚至被在肉体上消灭，在此之前还要遭受虐待。尽管在1959年到1962年中国饿死了数千万人，却在课本中看不到一点影子，只有对“三面红旗”的讴歌。而没有去背诵这些课本，也就没有受到这些不实之词的污染；在民间的说书人和许许多多普遍人不会说谎，只会告诉他亲身见闻；莫言于是保持了“纯粹”和“真实”。而这正是文学的底线，也是文学的最高境界。假话可以说得维妙维肖，但不能感人肺腑。
我听说，有的地方政府要“打造2000个乔布斯”，也许“打造2000个莫言”工程已经开始申报了。明白乔布斯和莫言是怎样成功的，我们就知道他们不是被“打造”出来的，而是逃脱了“打造”体系的结果，而这多少有些偶然。我们就要进一步反省，这个教育制度有哪些负面的作用，以致充当了剿灭天才的机器，不知有多少潜在的莫言已经在这里夭折；它想“打造”的，肯定不是莫言。
最重要的，是它限制了自由，也就剥夺了学生们在精神领域任意探索和保持本性的权利。教科书中的主流话语就会让学生们忽略非主流文化的存在；对历史的宏大叙事让人们无视成千上万人“小人物”的命运；对民间办学和私塾的压抑则是对传统多样性的压制；将义务教育解释成强迫教育则使这个体系的弊端，扫荡了所有自由的角落。只是，自然比它强大，天道比它高明。所以，有了莫言这条漏网之鱼。如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莫言，我们需要做的是，或者在这张网上多剪几个漏洞，或者干脆丢弃它，让鱼儿在海洋中畅游。
2012年12月12日于五木书斋

作者简介：盛洪，和讯专栏作者，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教授。他的专著《分工与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尝试之一；论文集《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及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代表了过渡经济学领域的领先水平；随笔集《经济学精神》透露了他对普及经济学和对文化与道德问题的关注；文集《为万世开太平》则交织着理性主义的冷静思考和关注天下未来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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