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唐书：也谈“为什么中国出不来世界一流大学”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
——闻一多《死水》

写下这个题目，忽然感到有些不妥。因为我想说的其实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真正的大学”，连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谈不上，何谈世界一流大学！但写作此文缘起于一篇题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一流大学”文章，所以就只好沿着这个路子往下写。

一
要谈“为什么出不了真正的大学”，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大学；而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大学，就要先明白什么是大学精神。
什么是大学精神？
对此，最权威最有影响的诠释来自蔡元培和陈寅恪。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氏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便开宗明义：“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特别强调，大学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更不是养成资格、贩卖毕业文凭的地方，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摒弃“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做学问这一宗旨，孜孜以求。就教师而言，“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不当“委身学校而萦情部院”；就学生而言，当在教师指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不应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另一方面，他也同时强调大学对于社会的引领和服务功能；但服务社会是“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就是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将来进社会做事”，作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
陈寅恪对此虽无正面的阐述，但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纪念碑铭》中做了间接的诠释：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碑铭》中的名言“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虽然称誉的是王国维先生，但表达的其实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要求思想自由、学术与人格独立的理想。所以，由一代学人之典范陈寅恪所概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不但成了真正知识分子的人格的象征，实际上也成了大学精神的象征。
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大学，还要明了什么是“现代世界大学制度之通则”，不明乎此，就根本不可能“与国际接轨”，当然也就断无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何谓“世界大学制度之通则”？这里只谈最为重要的两条：
一曰“教育独立”。何谓“教育独立”？蔡元培的解读是：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例如，鼓动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概而言之，就是“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二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对此，无论是理论和实践，权威和典范当然还要数蔡元培：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这一主张后来被概括为“囊括大典，网络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简称之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八个字不但成了北京大学的精神特质和文化标志，而且也成了引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永远批不倒的教育真言和最为激动人心、彰显人气的口号。

二
除了上述几点，还可以列出许多，但这几点是根本。只要把握住这几点，付之于教育实践，要出世界一流大学，其实并不难；特别是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甚至会更容易些。这一点，已被中国的现代教育史所证明。所以，说中国“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正确，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例如，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等，都是当时知名于世界的大学。以蔡元培办北京大学为例。蔡元培长校北大，也就是10年左右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他就带领北大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而且得到了杜威的高度评价。杜威曾经这样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其实，这个奇迹的产生也并不神秘，也就是把握了上述的几点，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其很多具体做法在时下大学的精英们眼里，甚至会被视为荒唐。例如，蔡元培当上北大校长后，为了聘任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在致函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文件中，称陈独秀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公函发出第三天就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又隔了一天北京大学正式公告聘任陈独秀。其实，陈独秀的学历和任职都是蔡元培伪造的。再如聘任北大落榜生梁漱溟到北大任教。据梁先生回忆，“蔡先生之知我，是因看到那年（1916年）六、七、八月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我写的《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我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是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只有应承下来。”此类事情如果不是和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这些大人物联系在一起，在世人眼里，恐怕都会被看做儿戏。但这些实实在在做出来的，而不是加工伪造出来的、原生态的教育故事，却成了永恒的教育经典，其中的内涵已非世人所能理解。
其实，上述几点，并非蔡先生的创造，而是“世界大学制度之通例”。这些通例也被民国时期的其他大学所遵循，也都很快取得实绩。比较典型的如竺可桢长校的浙江大学和司徒雷登长校的燕京大学。
1936年，蒋介石约见竺可桢，希望他出任浙大校长。竺可桢当即提出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这三条得到了蒋的允诺。他走马上任。前二条国民政府基本兑现，但他一干就是13年，终将浙大建成了“东方的剑桥”。
竺可桢办浙大，也始终坚守“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坚守“学校应能自治，以维护大学之尊严”。所谓的自治，除了坚持教授治校以外，更重要的是坚持让学校独立于政治之外，让学术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而不是跟着政治的指挥棒起舞。这就是为什么在答应接任校长之前，竺可桢要对蒋介石提出“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政党干涉”的原因。后来，蒋介石曾多次通过陈布雷动员竺可桢加入***，但竺可桢坚持认为大学校长应有独立人格，不能成为党派“御用”校长。所以在他执掌浙大的13年中，浙大始终超越于党派之外，兼容并包。倾向***的教授张其昀，无党派的自由主义教授费巩，左翼教授严仁赓、张君川等，都能在浙大自由地施展才华，安心致力于教学和研究，并不因为政治态度而有所偏废。
燕京大学的的创办者司徒雷登，虽为传教士，但秉承的同样是思想自由的教育理念，坚守着这样的底线：“不能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述任何真理，至于信仰和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之事，学校决不干预。”所以，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他便凭一人之力，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一所与北大、清华齐名，而且在世界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大学。
上述基本原则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命门，其成败皆系于此。民国时期的大学成功于此，中国***在一定意义上也受益于此。因为如果没有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恐怕就不会有陈独秀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没有陈独秀和新文化运动，中国***也就不会很快诞生和渐成气候。所以，中国***应当是“现代大学制度之通例”的最大受益者。

三
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大学却从此失去了昔日的气象，而且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现代大学制度之通例”被彻底抛弃，从此走上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轨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发展方向南辕北辙，就没有可比性，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世界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遑论“世界一流了”。
说中国大陆四九年以后已经没有世界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并不是说所有的大学全无是处。如中共元老吴玉章长校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一大代表李达长校的武汉大学，《***宣言》第一个中文译者陈望道长校的复旦大学，以及老资格的***人华岗长校的山东大学等，都是革命家兼教育家办教育，都有可圈可点的成功之处，都留下了令后人仰止的教育典迹。如吴玉章对林昭的保护，对林希翎的赏识；李达就大跃进中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与***当面的激烈争辩；华岗坚守对胡风的学术批评，不参与对胡风的政治批判，尽可能地保护被打成“胡风分子”的吕莹，等等，都是教育家之所为，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为。他们所以有这样的表现，都是因为他们的学养和革命家的素养中本来就具有现代大学品格的基本基因，从而能够本能地抵制“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结果。但是，随着这些人的离去，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中国大陆终于成为遥远的绝响。随着“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绝对权威的树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大学基本上成了***思想学习班和职业技能培训班。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十年，虽然也有过思想启蒙，有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萌动和发育，但很快便被整肃，随着大学的权力“历史地”落到了“臂戴红袖章，怀揣红宝书，手挥语录本，口唱语录歌，耳听样板戏”长大的一代人手里，中国大学在极左（政治禁锢、权力干预）和极右（金钱崇拜、唯利是图）的诱导下，很快便自甘堕落，成为“养成资格、贩卖毕业文凭的地方”，成了假冒伪劣的高级职业讲习所。其进行的一轮又一轮的所谓改革，诸如大学合并，大学升格（专科升学院，学院升大学），大学扩招，教育产业化，211工程、985工程，等等，除了像“皇帝的新衣”一样供自吹自擂、自娱自乐，只能在世界上丢人现眼。尤为严重的是，高等教育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为既得利益集团所包养的利益群体，这个群体已经彻底沦为权力的婢女，金钱的二奶，成为依附于极权计划体制的寄生虫，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个利益群体的精神谱系中，从来就没有现代大学精神的基因，也没有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基因，有的只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精神毒素，所以，他们对于现代大学精神具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心理，其人生境界和各个方面的素养别说同蔡元培、竺可桢等人相比，即使同吴玉章、李达、陈望道这一代有自己坚守的革命教育家相比，也有天渊之别，依靠他们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岂非痴人说梦！依靠这样的人搞教育改革，恐怕要闹出世界文明史上更大的笑话。
文章来源：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