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孟洁：自己找钓竿，自己钓鱼吃

——台湾、英国大学教育比一比


2013年九月，我透过教育部的公费访问学生计划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国际关系系交换一年。在英国的高等教育体制的现场，不禁开始反省过去在台湾受教育的经验，而后发现，最大的不同其实在于根本教育逻辑、社会观念的殊异，到底台湾的教育体制还欠缺了什么，以下用两个关于鱼的比喻——首先是，台湾给学生鱼，并且教学生吃鱼。问题在于，其实吃鱼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而少了钓竿，也少了自己钓鱼的过程。为什么？因为鱼都帮你准备的好好的呀，何必自己学会钓鱼？
在英国上大学起，再也没有任何一堂课会点名。上了大学之后一个学生就被当作一个成熟而负责的大人来对待，教授永远以某某先生/小姐来称呼学生，你来不来上课是你自己的选择，一旦你做了选择，你就要为自己负责。在台湾，许多大学的课堂上，老师总是不吝花大半节课的时间来点一两百人的名，不点还好，一点就尴尬——因为大半的学生根本没来。
在台湾，学生很习惯每个礼拜被老师指定要读几页到几页，除了这个页数以外，大多数人并不会再去找更多的相关资料来阅读，因为老师说，不会考，那些当参考。当“当参考”此话一出，大概图书馆里的相关书目就会乏人问津。因为我们太习惯从小到大的考试制度，只要把指定的页数读的滚瓜烂熟，死记活背，最后考试大概都会拿到不错的分数。并且，小时候“少一分打一下”的阴影在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79跟80分，89跟90分，一分之差，就是有差。然而事实上这一分之差可能只是一个选项一念之间的抉择，对很多人来讲，这一分，让他从高中和大学的第一志愿掉到了第二志愿。所以，分数很重要。家长跟老师都说，上不了好高中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就注定不会有美好的人生。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英国，老师的reading list一门课一个礼拜就有五到十本书，老师不说要读哪几页，it’s all up to you.在这里没有相对应的百分制的分数，只有一个约略的区分，学期终了，大概把所有的学生区分成三大块，告诉你你在这班学生里面是First, Second or Third.考试一考考三个小时，题目包山包海，需要熟读理论还要结合自己的想法，要有框架和结构，叙述不能混乱。拿到大概七十分以上的成绩就是First，相当于台湾的九十分，剩下的60-70分中上，50-60分一般，40-50分低空飞过勉强过关（40分及格）。当大家普遍落在五十到六十几分上下时，其实再也不会有人真的很斤斤计较几分是几分，因为其实都差不太多。
学校在意的是，你到底有没有真正在追求知识上全力以赴，没有人跟你讲你要读几到几页，因为那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知识哪是那区区几页就可以涵盖的呢。于是在这里每周一门课的授课时数只有一小时，但事实上，大部分的人都要花十倍以上的时间自己做研究和阅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相关问题，并自己找答案，跟老师上课的内容相互呼应，并花上四五十个小时写一篇货真价实的小论文而不是在台湾那种要交前一天再写就可以的读书心得。
过去台大新生开学典礼，校长总是说脚踏车不要乱停，上课不要吃东西不要迟到；伦敦政经学院的校长向新生提起了校训“to Know the Causes of Things”，你们要追求真正的知识，尽可能地去完整你们自己的人生。你的人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读书只是其一，你对自己的课业负责之余，也要记得，去尽情的享受你们的生活。
台湾教育制度给学生鱼吃，那种鱼不是特别的好吃，可能是罐头的沙丁鱼，无趣，难以下咽，死气沉沉，但，你非吃不可。但其实，外面还有大海，你可以自己去林子里砍树做钓竿，钓自己想吃的鱼。自己追寻，自己收获。
比喻之二，套用历史学家E.H. Carr的一段话，他指出，史家寻找事实就像是在海中捕鱼，“事实”并“不像鱼贩子柜台上的鱼，而像是戏游于汪洋大海中的鱼，历史家所捕得的，一部份固然是靠运气，但大部份则要看他捕鱼的地点和捕鱼所用的工具——这两件事的决定自然又要看他要捕的是什么鱼了。”
如果把这鱼作为广泛意义的知识的象征，或许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历史学家，不见得追寻的是历史事实，但至少我们必须承认，教育制度的设置，多多少少，是为了要使每个人都能够更加地接近所谓的知识一点点。而台湾一直以来对于“鱼”的种类的界定是相当限缩的，所谓“会读书”的小孩擅长捕抓的是国英数自社的鱼（可能是比较昂贵的黑鲔鱼），于是当其他许多在各种领域极度有天分和才华的孩子，他们可能比较擅长捕章鱼、魩仔鱼、透抽，比方说，擅长艺术、手工艺、烹饪、美发、黑手等等的学生，却往往在这个教育制度里面得不到支持和鼓励，他们明明比较擅长捕其他的鱼，于是他们逐渐在僵化的教育体制和充满压力的社会观念底下，丧失他们补自己喜欢又比较擅长的鱼的能力。
或许有人会说，不，还有技职体系啊，但事实上，台湾社会并没有办法真正地把医生律师跟公车司机、美发师和黑手的贡献都一视同仁，不要忘记，除了看医生打官司以外，我们也需要坐公车剪头发跟修车。唯有当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教育体制都能相互搭配，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真正的喜好和选择时，才能真正的让每一个人的天赋自由，人尽其才。
并且，以台湾教育体制的资源挹注分配比例上来说，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都是用联考分数高低的学校排名来进行教育资源比例的分配。并且在这些分配里面还有严重的重理轻文情节，台大为例，校内资源的分配，文学院、社会科学院所获得的资源也远低于电资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等系所。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家长处心积虑（不管小孩到底想或不想）要小孩进所谓「名校」的「热门科系」的缘由了。
台湾的大专院校从91学年度的142所，到101学年度变成148所，同一时间大学以上学历的毕业人数，更从89.9万人一路攀高到125.4万人，但问题是，为什么在少子化的台湾社会大专院校数目跟毕业生却不增反减呢？因为台湾把大学高中化了，大学几乎变成变相的义务教育的一环。过度膨胀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也使的学历成为求职的一道门槛，拿学士学位并不够，纵然并不一定想继续念研究所，但为求保险往往还会再考个硕士。在英国，上大学的人只占总体中学毕业生并不特别多的比例。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都想要念大学。如果一个学生的兴趣并不在读书，更热爱烤面包，那会不会其实中学毕业就去面包店当学徒，三年后能自己开面包店反而是更好的选择？
其实每一个人都拥有一片大海，可以自己找钓竿，钓自己想吃、并且比较会钓的鱼，然后饱餐一顿。如果这个社会跟教育制度允许的话。
（作者为台大历史系／政治系国际关系组四年级学生，2013-14北京大学、伦敦政经学院交换学生）
文章来源：台湾《独立评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