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叶：吕梁山乡村小学传奇

图片说明:田家岔小学仅有的教室里，学生们在上美术课。张小叶摄

2月17日，是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田家岔小学开学的日子。在学校仅有的一间小教室里，唯一的教师薛文，迎来了他十多位欢蹦乱跳的学生。
作为方圆数十公里内唯一的村小，石楼县田家岔小学在实行了十多年“撤点并校”的政策后，仍然能够留存下来，堪称一个奇迹。
2001年，一份《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为初衷，要求撤销大量农村中小学，并将学生集中到城镇学校。自那以后，撤并之风刮过广袤乡村，深刻改变了农村基础教育的面貌。
然而，近年来，因“撤点并校”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反思与纠偏。去年起，在教育部的要求下，全国各地纷纷喊停“撤点并校”。
喊停“撤点并校”，并非简单地回到过去。在有限的农村教育资源内，我们应该怎样去建设和发展一座村小？田家岔小学的故事或许有助于我们的思考：在石楼县这样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里，一座村小得以延续的命运，源于多方努力的结果。其中，有教师薛文质朴的使命感，有民间公益组织“中国滋根”的多年奔走，也有当地政府有益的尝试与配合。

田家岔唯一的村小
田家岔小学能被保留要归功于教师薛文。这几年，他已经成为了四邻八乡的“传奇人物”，好名声甚至传到了县城：这样一个村小教师，每年带出的学生都在全县名列前茅。
田家岔小学唯一的在职教师薛文已经56岁了。他并没有意识到，过去的10年，因为一个被官方称为“布局调整”的农村中小学撤并政策，自己竟然成为了田家岔的关键人物。
薛文就是从田家岔的村小毕业的。50年前，当他提着个土布包去上学时，这座村小还是半山坡上的一孔土洞窑。学校里只有两个老师，轮流教书，课表上也只有语文和数学两门课。40多个学生按照年级划分为若干组，老师每讲10分钟课，就会布置一些练习题，一个年级的学生趴在土坑上做习题的时候，再给另一个年级上课。如此循环，一节课的时长在一小时左右。这种被称为“复式教学”的方法，在农村的小学里被保留至今。
当时班上的这些学生里，仅有两个考上了高中，薛文就是其中之一。高中毕业后，他回到家乡，留在了田家岔小学教书。现在，这个两鬓斑白、满脸风霜的老人回忆起当年的选择时，坦然承认自己当时并没有更好的出路，“不教书就得下地干农活”。
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四邻八乡的“传奇人物”，这几年来，他的好名声甚至传到了县城：村民们普遍认为，如果没有薛文这样兢兢业业、业务过硬的教师，田家岔就不一定能保留住自己的村小。
“从村小毕业出去的孩子，到县里一定名列前茅，就是差一点儿的，进初中后也是上游。”村民白杨说。去年从田家岔小学毕业的白转转和白晓晓是薛文亲戚家的孩子，这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分列全县的第一、第二名。这个消息早在两姐妹放假前就传遍了乡里，薛文去县里开期末总结会时，好几个乡镇中心校的老师都向他道喜。
但薛文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教学方法。“就是心定。”他说，“一年四季，每时每刻，都在做老师。”他家就在教室的隔壁，4点半放学后，薛文就戴上一副眼镜开始批改作业。有学生回家做功课时遇到难题，跑回学校问老师也就是几分钟路程，每次遇上这种情况，薛文就打心眼里欢喜。吃过晚饭，天色沉沉地暗下去，他就开始写次日的备课笔记。执教三十多年，一直如此。
尽管这些年来，一些乡镇中心校的校长也来田家岔做过宣传：“乡镇的学校更大、老师更多、教育质量也更好。”但大部分村民权衡后，仍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六七岁的孩子，你放心把他往几十公里外的中心校送？你放心让他住校？保不齐得自己跟着去，在学校旁边租个房陪读，生活开支就蹭蹭蹭上去了。”
“更何况，村里有薛老师在，他教得比谁都好。”尽管已是一对儿女的父亲，但白杨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村里人，看到他都恭恭敬敬的，不敢乱开玩笑。”和白杨一样，村里已为人父母的村民们，都曾在这座小小的学校里听过薛老师的课。半个多世纪以来，田家岔小学一直在悄无声息地进步着：校舍从阴暗的土窑洞迁到了山脚下的平房里，有了正儿八经的课桌和黑板，校舍前还有一片空地可以上体育课，有公益组织捐赠了一些体育设施。
随着硬件一起进步的，还有薛文的待遇。“最初当老师，工资很少，一个月拿十几块，还不及务农收入的一半。到上世纪90年代，到手的工资大概在300多元，只能算勉强糊口。”薛文说。然而，1997年他考上公办教师后，一切都改变了，“有了编制，工资提高到每月两三千元。心彻底定下来了。”
在农村，一个勤勉的好老师，往往能对教学质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保障他们的收入，解决生活的后顾之忧，又是培养一个优秀农村教师的关键。这大概是田家岔小学故事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正如薛文说的：“田家岔小学能保住，是因为我留在了这里。而我能留在这里，是因为赶上时机把编制给解决了。”

改变命运的分岔路
一条山路在一道急弯后，断在一条百米深的山沟前。高俊英的父亲连人带车冲出了护栏，跌下山沟，并导致下身瘫痪。这条分岔路，改变了这个家庭所有人的命运。
每次回到家，14岁的初二女生高俊英就会沿着一条小路，走上一分钟，去过去的小学看一看。透过绕着铁链的大门，她看到自己曾经上过两年学的教室。这些年来，由于常年闲置，校舍正飞快地残破下去，就像这座名为白家山的村庄。
在白家山停留的时间越长，越觉得这里和田家岔差异巨大。哪怕在春节里，村里也是一副缺乏生机的模样：人烟稀少，也见不到满村奔跑的孩子。
2009年，当白家山小学被彻底撤并后，这里成了一座没有小学的村庄。
和田家岔的村民们一样，2001年，“撤点并校”开始之际，并没有多少村民愿意将年幼的孩子送出村读书。这样的抵制，令撤并工作一度很难进行，到2005年，也只有极少数的村小因生源减少而关停。
“那几年，在具体的撤并工作上，并没有采用强硬的行政手段，而是以宣传等较为柔和的手段进行。”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山西项目负责人刘磊说，多年驻扎山西，他目睹了这里的村小是如何一座座消失的。
2005年是一个转折点，随着吕梁市政府当年发布的《吕梁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的实施意见》，行政力量的介入使撤并速度突然加快，乡镇开始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寄宿制的中心校，同时停止了对偏远教学点的资金支持。
此消彼长，很快见了效果，在村小执教的大量民办教师因此纷纷“逃离”。根据当地一位老师的说法，“教书实在没办法糊口了，在那时的物价水平下，一个月只能拿500块左右的工资”。
白家山小学也因此“稀里糊涂”地关停了。那年开学，二年级的高俊英像往常那样去上学，但老师却迟迟未出现。这时村民们才发现，代课老师早在开学前两天就跑了，“后来，有人在城里看到他，原来是去卖衣服了”。于是，高俊英和其他15个学生一起，根据自己的意愿，被送往附近的乡镇中心校继续学习。
高俊英的父母为她选择了50公里外的马村明德学校，因为他们家有个亲戚住在马村。谁料，这个选择却成了他们全家的命运转折点。
现在，每隔10天，当车顶摆满行李的校车满载着学生，摇摇晃晃地驶离学校时，高俊英就能透过车窗看到这条改变了她全家命运的岔路：一条山路在急弯后，遇上了一条百米深的山沟，一座护栏简陋的水泥桥连接了山沟的两端。2008年，她的父亲从白家山出发，骑着三轮车到马村来给女儿送东西时，就在这急转弯的边上，连车带人冲出了护栏，跌下山沟，昏迷多时后才被村民发现。
那场事故，使她父亲脊椎受伤，并导致下身瘫痪。失去了劳动力的家庭陷入了巨大的窘迫。因此，正在读初中的大哥当时就辍学去了城里打工，二哥和姐姐也在初中毕业后选择了打工。教过他们的老师无不为之遗憾至今：这三个孩子在校成绩都非常优秀，若非生活所迫，本不应早早就结束学业。
这场意外也震惊了白家山的村民，在他们的集体倡议下，被撤半年的白家山小学又奇迹般地恢复了。新教师韩成旺是从邻近中心校调来的公办老师，就像薛文那样，他也以一人之力支撑起了一座村小的运转。
“那时，好几个年级一起上课，韩老师就轮流讲课。”高俊英说。在韩老师给高年级学生上课时，这个天资聪慧的女孩总是留神倾听，时间久了，她甚至能解出高年级学生答不出的难题。
然而，2009年，仅仅恢复了一年的白家山小学又一次宣布关停。这一次行政手段来得更强硬：那一年，石楼县人民政府关于《石楼县中小学校布局调整规划的实施意见》发布，明确定下了撤并指标：要在两年内将小学从100多所撤并至30所。撤并的方法也简单：将在村小执教的老师调去乡镇中心校。失去老师的村小就自然关门了。
“在石楼县500多个自然村中，曾经村村有小学，但自2009年以后，数千名孩子像高俊英那样离开了村庄，前往数十乃至上百公里以外的乡镇小学读书。”刘磊说，“在这条因人为而变得漫长的上学路上，发生的不仅仅只有高俊英家庭遭受的事故。”
他决心为那些应该被保留的村小而奔走呼吁。

不能抛弃的村小
对乡村来说，学校是最重要的。学校不仅维系着村落的繁荣，也保存了乡土文化的根基。
“在农村所有的基础设施中，最重要的是学校，它甚至比水和电更重要。”刘磊说，“没有自来水，村民可以喝井水；村民对电器的依赖也不大；可没有学校，他们就只能带着孩子离开村子。”
在石楼县的民间，流传着“四个荒了”的说法：孩子荒了，婆姨荒了，土地荒了，老人荒了。它反映的是“撤点并校”后的一系列负面后果：年幼的孩子缺乏监护，反而读不进书；陪读的母亲离开村子后，往往导致夫妻关系的不和；庄稼没有人看管，地里逐渐荒芜；村里的人越来越少，老人难以得到照顾。
但事实证明，这样的代价换来的结果，却远远不如预期。“教育并不是一个1加1大于2的结果，把资源合并，教学质量并不一定会更好。田家岔小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刘磊说，“事实上，每年只需要10万元的财政支出，就能把一个教学点运转得很好。”
让基础教育回归乡村，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首先做的，就是抢救和保留一批必要的教学点。从2007年起，“中国滋根”开始出资捐助：整修校舍、资助教师、添置教学用具、引入更多教育资源。其目的，是把现有的教学点建设得更好，以增强政府对恢复村小的信心。
多年来，他们的努力也在逐步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和配合，当地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开始转变了思路，承认村小存在的价值。从2012年起，“布局调整”也不再是石楼县工作目标的考评内容。
除此以外，刘磊还有着更大的心愿。“过去那些年，农村教育的核心似乎紧紧围绕着‘走出去’。在农村，成功的标准很单一，就是到城里去。对于孩子来说，‘留在城里’也成为了读书的根本目的。”刘磊说，“这种城乡二元对立的思想渗透到了基础教育中，实质上是侵蚀了乡土文化的根基。”
他认为，除了传授知识，农村教育的另一大使命就是培养孩子们对家乡的热爱。这种热爱，是农村留住人才的根本。而当农村能够留住人才时，它才获得了发展的可能性。
高俊英至今仍记得白家山小学的一堂课：有一回，一只鸟儿不知怎么的就闯进了教室，在全班惊异兴奋的喊声中，韩老师小心翼翼地捧起了受惊的小鸟，向孩子们解释它的特征和习性。放走鸟儿以后，他又组织孩子们将散落在教室里的羽毛做成了羽毛球，那一年，这支羽毛球成了全班同学的至宝。
“脚下的泥土、路边的野花、夏天的蟾蜍、冬天的雪……那一年，韩老师说了许许多多在身边的知识。”高俊英说，“它们都是我想家的原因。”
文章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