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不愿意被考验的一代

教育课题
2013年，中国多地紧锣密鼓地设计改革高考的方案。10月份先有“英语退出高考”之说，11月又有了“数学退出高考”的设想。这些并非仅仅是决策者的构思。网上的民调显示，有大约九成网民支持英语退出高考，近75%的网民支持数学退出高考。熟悉中国网络情况的人恐怕都知道，这些网民，往往是年轻人。说这些民调多少反映了年轻一代的意见，恐怕并不过分。
决策者的动机，据说是要改革应试教育。但是，只要有高考存在，取消或消减某科考试，学生照样还是围着考试转。而且由于考试科目减少，在高考指挥棒下学习的内容会更狭窄。拥护这些“改革”的年轻人，理由也是叹为观止：英语学半天学不会，浪费精力！数学太难，学了半天，毕业后除了领工资数钱，根本派不上用场……
读书不愿意考试，年轻人充沛的精力是否能用于其他地方呢？似乎也没有。比如2012年中国掀起马拉松热。没想到猝死事件层出不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猝死，多发生在年轻人中，而且往往是在10公里或者几千米的比赛中。结果，各大中小学纷纷在运动会、体育课达标等方面取消长跑。5000米、3000米等等比赛，成了高危项目。有些大学的传统运动会，被迫改为游艺，被讥之为老干部活动。想必年轻人对这样的决定也很支持，因为首先是他们拒绝参加长距离的耐力运动。想必他们也是理由一箩筐：人类早就现代化了，到哪里都开车，登山也用缆车，哪里还用得上跑步？
读书不能考试，体能比老年人还脆弱，难道这就是中国年轻的一代？或者说，难道这就是年长者对下一代的期待？
我在这里并不想为应试教育辩护。中国传统的应试教育弊病重重，确实应该改革。但是，考试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高度理性化、科层化的现代社会选拔人才的基本方式，尽管有着种种弊端，其效率无容置疑、其功能无法替代。我们可以改革考试，但无法取消考试。在高考的各个科目中，数学、英语恰恰属于比较有客观标准、“含金量”比较高的。即使有诸多不完美之处，经过改革使之完善的技术困难相对较少，特别是有许多相关的国际测试作为参考。改革高考，拿这两门开刀实在是匪夷所思。
许多反对考试的中国人总说：美国的教育不看分数，更注重创造力。其实，美国的大学录取，绝大部分还是要看分数，虽然不是仅仅看分数。这不仅有SAT、高中平均成绩，SAT的专业考试多达20门、另有34门相当于大学程度的AP考试。其中数学和外语方面的考试就有好几门。当然，这些都不属于“必考”。但是，随着升学战的升温，学生在竞争的压力下经常要考五六门AP课程。我14岁的女儿，高一已经开始选了AP课，等于上了大学水平的课程。学校里也几乎每天都有考试。平时的表现不敢有一点疏忽，因为高中平均成绩对于申请大学至关重要。当然，还有每天一两个小时的体育训练。她的越野队，5公里的山地越野赛也几乎是每周都有。无论是申请大学或竞争性较强的私立学校，如果你有某种体育爱好，往往要填报具体的成绩。这和考试的分数有什么区别？像她这样的美国孩子，也往往晚上用功到12点以后。
回头看看中国，给孩子“减压”的呼声响成一片。似乎高考太残酷了。学子愤愤然地要让英语、数学“滚出高考”。可是，看看2013年的高考录取率，大部分省市超过了80%，有几个省份到了90%以上。我们这代人30多年前高考时，录取率仅百分之四、五。那时的考试，也比现在僵化得多。可是，大家为有这样的机会兴奋不已，觉得这是中国最为公正的竞争规则。为什么我们这代人会被大得多的压力激励、而不是吓倒？现在这代人，面对那么一点点压力就叫苦不迭、乃至不停地怪罪环境、制度、家庭、运气……就是不怪罪自己？

误判教育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的公众，包括家长和学生，在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上普遍出现了误判。当今的首要之务不是减压。恰恰相反，是要帮助年轻人迎接生活的压力。缺乏压力，是他们成长中的最大问题之一。道理其实显而易见：在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至少那些大中城市的中产阶层子弟，大致属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经历过贫困、饥饿等基本生存危机的一代。他们的父母，从读书、买房、结婚等等，大多有能力对他们进行扶植。他们的欲求、期待，也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爆棚，却远没有经历过、甚至无法体会父母那辈人的艰难困苦和牺牲，故而把得到的一切都视为当然，把好吃懒做当作潇洒、“酷”，把奋斗当作卑贱、不幸。结果，他们中有些人跑几步动不动就要猝死，考几次试就要精神崩溃。
从富裕走向骄逸，自古就是“富不过三代”的基本程式，也每每为先知先觉者所警示。1899年，马上就要成为美国最年轻的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一篇也许是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讲：《奋发的人生》（Strenuous Life）。当时美国刚刚经历了“镀金时代”，成为世界最大的GDP，也是最富有的国家。许多人因为家庭有了财富积累，可以不必为了生存而劳作。于是罗斯福敏锐地警告人们“卑贱之安逸”（ignoble ease）的危险，大力推崇那种不畏艰险和劳苦，敢于为了伟大的目标而奋斗的人们。他特别强调闲暇（leisure）和闲散（idleness）之分。闲暇，自柏拉图以来就被西方的思想家视为有美德的生活方式。闲暇意味着人们可以不必为了生存之必须而劳作，故而能专注于精神追求。在罗斯福看来，那些无衣食之忧的人，投身于科学、文学、艺术、历史研究等等非赢利性事业，属于明智地运用了自己的闲暇。这样的闲暇，同样意味着艰苦卓绝的奋斗，并能增进整个社会之福益，使人生充满意义。闲散，则是一种骄奢淫逸，是贪图“怯懦的和平”，将导致人性之堕落和文明的衰亡。
罗斯福本人，就一直以身作则。他是生于富家大族的病儿，有充足的理由和条件选择安逸的生活。但是，他自幼投身于艰苦的体育训练，然后慨然从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当了总统后，常青藤的橄榄球比赛过于野蛮，1904年死在球场上的学生竟达21位，死者血肉模糊的面部照片在媒体刊出后举国震惊，以哈佛校长艾略特为首的教育家考虑废除橄榄球。罗斯福对此忧心忡忡，认为一旦废除这种强悍的运动，美国人身上那种坚韧不拔的“绅士品性”就将不保。为此，他在白宫召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巨头的峰会，要求大家改革橄榄球的规则，使之文明得足以让社会接受，但要保持锤炼年轻人品格的野性。
到了1950年代，美国在二战后崛起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并经历前所未有的繁荣。特别是在富裕的郊区长大的一代，已经不知道饥饿和贫困为何物。许多教育家忧心忡忡，认为生存压力是生物进化对人的成长所提出的基本要求。美国在战后有了历史上第一代没有生存压力的人，这将可能导致人格的残缺。像《为什么强尼不会阅读》等探讨青少年发展障碍的书，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一句话，富裕时代的流行病就是富贵病。
治疗这种富贵病的办法是什么？当然不是让社会重新回到贫困中，而是让成长在良好环境中的年轻人，接受新的挑战。学业的挑战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就在罗斯福倡导“奋发的生活”之时，哈佛校长艾略特等开始致力于提高常青藤的学术品质，把一些“富裕而愚蠢”的闲散蓝血贵族排拒在门外。在20世纪初，SAT等测试纷纷被发明出来。到了战后五六十年代，考试的影响越来越大，终于压倒了家门因素，成为常青藤选材的核心标准，乃至许多世代常青藤的富家子弟再也进不去了。不错，常青藤选材，除了考试还有其他标准。比如一些弱势阶层子弟分数偏低却依然有机会。但那并非说考试没有意义，而是因为这些学生经历了更大的磨难，有着更为奋发的人生。艾略特就曾一方面致力于提高哈佛的学术标准，一方面取消希腊文、拉丁文的入学考试。他的理由是，这些古典文字普通公立学校不教。去除这一障碍，平民子弟就能和在寄宿学校受过古典训练的富家子弟竞争，给前者更多的机会，给后者更大的压力。
中国社会上对英语、数学考试的敌意、或取消体育课和运动会的长跑等等，则并非是因为要给在底层经受更大磨难的穷孩子更多的机会，而是因为富二代学不会英语、作不了数学题、甚至也跑不了步。一向娇惯孩子的家长也不忍心。难道这代人不正面对一个英语日益成为国际语言的全球化浪潮吗？难道热衷于智能手机、互联网的孩子，不知道自己正在进入一个大数据时代吗？难道拒不接触外部世界、只管在领工资时数数钱就可以打发一生吗？从小不愿被考验的一代，长大后就经不住考验。如此下去，中国就将成为“一代不如一代”衰落社会。
（作者是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