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灾难和教育的拔河

谈二十一世纪大学生的“基本配备”


人类的历史愈来愈是一种灾难和教育之间的拔河竞走。 ——H. G. Wells

七〇年代的大学生
我是二十世纪七〇年代的大学生。那个时代的台湾大学生，懂得很少可是心志疏旷。假装深刻的人，譬如我，手里拿着书——故意让人看得见封面——可能是尼采的《查拉图司特拉如是说》或者甚至是英文版的《Beyond Good and Evil》。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布我们会煞有介事地讨论，在潮湿闷热的夜晚，同侪之间会为这样的文字争辩：
【山上的树】
查：你为什么害怕呢？——人和树原本都是一样的。他愈是向往光明的高处挺升，他的根就愈会深入黑暗的地底——伸入“恶”中。
少年：我想我是改变得太快了，今日的我推翻昨日的我……当我登临高处时，才发觉自己的孤单，没有人同我说话，落寞之霜使我冷得发颤。我究竟想在高处寻找些什么？
智者：精神乃是生命的自我挣扎，生命因自身的折磨而得大精进——这你明白吗？
沙特的《存在与虚无》可能放在床头，靠着一盏廉价的塑胶台灯。存在主义彷佛为我们青涩的迷茫找到一个气质相配的解释：
人除了必须是他自己之外，其余什么都不是；人孤独地被弃置在这个世界，处于无穷无尽的责任当中，没有任何奥援，人除了建立自己之外，没有别的目的；人除了在此世上锻造冶炼自己之外，也没有别的宿命。除非人首先理解这些，否则人不能做什么。
我们试图去理解他的“虚无”和“孤独”，却并不真的明白，透过对“虚无”和“孤独”的阐述，沙特是多么积极、多么入世的一个行动者和反抗者。“存在先于本质”成为知识青年之间最流行的思想标语，挂在我们的嘴上，但是我们哪里真的知道他在“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里说的究竟是什么。
十五年之后，我在欧洲看着柏林围墙崩塌；从前奉命固守国土、射杀逃亡者的东德士兵受审，法官判他有罪时，给的理由是，“个人良知超越国法；每一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突然想起当年看不懂的“存在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不就是沙特的意思吗？他不是说，“人是什么，端视人做了什么”。我们固然有绝对的自由，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所依靠也无所逃避，必须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绝对的责任，特别是为他人的生命负责。所谓“虚无”只是存有的必要条件，但生命的意义并不停止在虚无中。
不特别假装深刻的人，也逃不过胡适之和罗家伦这样的五四学者的影响。我不知道有多少当时的知识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观》来作馈赠情人的生日礼物的。书写在仓皇狼狈的一九四〇年初，却极为笃定地对七〇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在中国），思想不曾经过严格的纪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发挥，新鲜的思想也无从产生。正确的思想是不容易获得的，必须经过长期的痛苦，严格的训练，然后才能为我所有。思想的训练，是教育上的重大问题……思想的纪律，绝不是去束缚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发展思想。中国知识界现在就正缺少这种思想上的锻炼。
漫天炮火、颠沛流离之时，罗家伦对大学生谈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气”和“知识的责任”，还有，“侠，出于伟大的同情”。大学生要有道德的勇气，然后能在昏暗板荡中辨别是非。大学生拥有知识，影响社会，所以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起特别的责任。“侠”，则是关心公共事务，有肩膀扛起“大我”的未来。大学生具有侠气的人格，才能促进政治改革，国家才有希望。
不看尼采和沙特，不读《新人生观》的学生，也绝对逃不过《蒋总统嘉言录》的全面笼罩。你说他是“政治强人”？那个时代的“政治强人”却是个虔诚的王阳明心学的崇拜者。他让大学生背诵的是这种既难朗诵又难记住的句子：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跟沙特的哲学，看起来还真有点像。
七〇年代的大学生——当然不是全部，但每个时代有它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对现实世界懂得不多，但是他们对思想的境界有所向往，很容易赞成艾莲娜．罗斯福语带讽刺的说法，“大头脑讨论思想；中头脑讨论事件；小头脑讨论人。”

不是教育，就是灾难
从罗家伦到七〇年代，中间是三十年。从七〇年代到今天，中间又是三十年。在距离罗家伦“新人生观”的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七〇年代的大学生能对今天大学生说什么呢？
六十年间，有两个关键的变化。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推动，教育得以普及化、平民化，大学教育不再是菁英教育，大学生不再是“救亡图存”的众望所归。在“人人都能上大学”的结构里，大学生逐渐从顶天立地的国家栋梁转化为井然有序的螺丝钉——在民主开放的社会里，家国重任的屋顶依靠的不是几根宏梁巨柱，而把重量分摊给了无数的小钉细目。
小钉细目变得重要起来。
在这样的结构里，教育的目的——从小学到大学，便很清晰：君权时代你必须培养贵族和菁英来领导国家，民主社会的有效运转，却得依靠大批有知识、有能力、有担当的公民，知道如何行使他的权利和义务。用教育来保障民主制度，最早也最精彩的文献大概就是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雅典国王Pericles的“阵亡将士国殇演讲”里所揭示的：
（和斯巴达比起来）我们的宪法不是从别人那儿抄来的，反倒我们是别人模仿的典范。我们的制度尊崇多数决，而非少数，这就是为何它被称为民主。在我们的法律前，人人平等，阶级和贫穷都不能凌驾于能力的表现，有能力必被拔擢。我们非但享有政治自由，更享有私人领域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我们极端宽容，却不流于混乱……我们培养品味但不失之奢华，我们学习知识但不流于无力……我们的公民勤于工作，但对于公共事务又极具判断仲裁之能力。其他国家把公民的意见当作欲去之为快的“麻烦”，我们却认为公民参与是智慧决策的必要前提。
观念之前进，态度之自信，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长河里闪闪发光，比二十一世纪任何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统演讲还要气魄从容。
也是基于对公民教育的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历史学家H.G.Wells在《历史大纲》（一九二〇）里写了这一句话：“人类的历史愈来愈是一种灾难和教育之间的拔河竞走。”（注二）这句话不断地被政治领袖引用，因为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教育的重大功能：培养有知识、有思辨力、有担当的公民。唯有教育，可以避免因愚蠢和偏执而起的血腥灾难。
我们所存在的社会，是一个有歧异纷争的社会；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有战争威胁的时代。眼前的歧异纷争会走向和平还是战争，决定在我们——“人是什么，端视人做了什么”；“每一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发现，三十年后，竟然又绕回到我青年时期读到的沙特。然而这并不奇怪。沙特打过仗，当过德军的俘虏，九死一生地逃亡，又积极地从事地下抗敌工作。他太清楚战争与和平在一线之间，一念之间。
着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极端的年代》里指出，二十世纪直接死于错误的统治者或政府决策的，有一亿八千万人。如果台海两岸的政治领袖不知道“人类的历史是教育和灾难之间的拔河竞走”而怠惰教育，如果负责教育的人不知道培养有思辨力、有理想和担当的公民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我们的青年人不知道历史的后果其实就来自他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这一代人，谁说不可能和罗家伦、沙特一样，又成为战争的一代呢？

全球，就是自己的小村
罗家伦时代到今天的六十年间，第二个关键而巨大的时代变异，是全球化。科技的发达不仅只改变了空间距离，更颠覆了六十年前的国家主权观念：
一个希腊人可以自由地移居法国或欧盟任何一国，在那里永久居留，他可以就业置产，可以投票选举，甚至可以自己参选。跟他谈传统的“爱国”，从哪里谈起？他要效忠哪一国？
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孩子，很可能父母分属不同国籍，自己又出生在第三国，在第四国受教育，在第五国和第六国成家立业，妻子属于第七国，他的子女则拥有第九国和第十国的护照，最后他在第十国埋葬——请问，他要“爱”哪一个国家才叫“爱国”？
一个国家领袖，可以在政权倒塌之后，被国际法庭通缉，审判，他在位时的所有庄严不可侵犯的法律条文和道德规范被彻底推翻；民族国家，显然也不再那么绝对。
石油的价钱和货币的浮动可以影响全球经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可以让一个国家改变国策；一个地区的传染病可以迅速扩及全球；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可以挑战国土疆界；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环境协定可以挑战国家主权，迫使个别政府妥协；一个国家的稻米政策可以影响几万里外另一个国家的国民生计；一个海域的污染可以威胁到万里外另一个海域；百万的商人在外国注册，向外国缴税；千万的移民在流动迁徙，更换国籍；成亿的人在网上接收讯息，拆穿了自己国家的谎言；饥荒和疾病、战争和屠杀，以及饿死的孩子的无辜的眼睛，在罗家伦的时代，只有发生在自己的村子时才会得知或者目睹，今天全来到眼前，无处闪避；北极的冰山溶解，全人类惶恐战栗。
全球，竟然就是自己的小村。
二十一世纪的震撼，就是全球化。在今天的时空，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站立在全球村的土地上，如果我们今天仍旧跟公民只谈如何爱自己的国，就犹如在一株大树的顶端全力筑巢，浑然不知大树的中节冒烟起火，大树的底端树干正被一把天一般大的钢锯锯着。
为何CEO？
所以，今天的大学生，面对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需要什么“基本配备”？
显然这个问题已经是很多人的焦虑来源了，针对这种焦虑，各形各色的因应全球化“指南”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显学，题目叫“迈向卓越”或“菁英必读”的书籍和杂志永远被摆在书店进门最显目的展示台上。百分之六十的封面是一个或一群穿西装的男人，两首交叉在胸前，带着极度自信的微笑，告诉你如何往上爬，变成跨国企业的高级经理人CEO。百分之四十的书籍或杂志会把“竞争”或“实力”写在封面，警告你早做准备，全力冲刺。整个卖书区，弥漫着一种全球化“来袭”，害怕掉了队的恐惧，或者说，恐吓。
我讶异的是，为什么全球化的挑战是以这种面貌出现呢？这里有两个明显问题：第一，何以你只看见强者？跨国企业的发展固然促进全球经济和资讯的快速流动，但是它同时蕴含的暗面——譬如全球经济游戏规则的不公平，譬如强势经济带给弱势经济的文化倾斜，譬如儿童劳工的人权和大企业对落后地区的剥削等等——却不见踪影。为何“指南”书籍和杂志只教你如何加入全球化的“强者”队伍，却不教你如何关注全球化的弱者，为他们说话，为他们行动，或者教你如何加入先觉者的行列，检验全球化的竞争规则，批判全球化的恶质发展？
问题之二是，全球化的真正议题，哪里只在竞争呢？如果你知道，在一条逐渐下沉的船上，去抢电影院里最好的位子没有意义，那么在全球暖化、海面上升的地球村里，缺乏宏观与深沉思维的竞争又有什么意义？全球化不是只有跨国企业增进经济利润这一件事，它更包含了种种文化价值冲突、贫富不均和环境掠夺的问题。全球化真正迫切的议题是人类社会如何透过合作来保障地球环境的永续可能，透过协商来解决超越国界的贫穷、疾病、战争、人权等等问题，怎么到了我们的书店里，全球化的教战“指南”却只剩下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游戏规则里竞争得利，挣钱抢先？
思考全球村的未来的责任，难道不在“公民”身上？如果在罗家伦时代，大学生被要求以道德、知识和行动参与来对他的“国家有难”负起责任，我们今天对大学生的期许，显然就不能局限于“国家”而必须以“全球村”为单位来思考，因为今天的问题不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今天问题的解决也不再是单一国家的解决。以单一国家为范围的公民意识势必要转型成另一种东西，叫做“全球公民意识”。

全球公民意识
培养“全球公民意识”是一门新兴的学问，很多先进国已经注意到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一个典型的澳洲全球公民教育网页，探讨的议题包括：
●儿童权益
●国际财政
●沙漠化
●自然灾害
●教育
●和平促进
●环境
●脱离贫穷
●食物安全
●国际难民
●性别平权
●稻米与农业政策
●农村发展
●都市化问题
●全球健康
●志工
●爱滋病
●水资源
●人权
●政府管治
点进“沙漠化”一栏，首先学的是关于“沙漠化”的常识：
1. 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地属于不可耕的沙漠地。
2. 每年有六百万公顷可耕地因为沙漠化和土质恶化而成为不可耕的荒地。
3. 全球一百一十个国家受到沙漠化影响。两亿五千万人直接或间接受害于沙漠化。其中大部份是贫穷地区的人民。
4. 受沙漠化危害最大的是非洲，约三分之二的土地是不可耕地，而且在持续恶化中。
5. 二七％的中国国土已经沙漠化，并且每年有两千四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沙漠。约四亿人口居住在这些不可耕地上，沙漠化带给中国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六十五亿美元。
6. 沙漠化带给全球每年的经济损失大约四百二十亿美元。（联合国资料）
如果学生挑选内蒙古作为研究课题，教学手册建议老师将学生分组，以六个不同角色和立场来进行研究和辩论：蒙古牧民、中国官员、国际环保组织、志工、旅游业者、观光客。牧民对沙漠的历史情感、传统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以及他的经济需求，与政府官员从国家治理出发的认知可能有很大的差距。国际环保组织所注重的环境层面，很可能和当地推动沙漠观光旅游的业者利益有直接冲突。观光客在享受越野车横扫沙漠的同时，又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常识和价值观，才不会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无知“共犯”？要解决内蒙古沙漠化的急速扩大问题，这六个认知不同、立场矛盾的团体需要如何处理彼此的矛盾，才可能找到真正可执行的解决方案？
认识问题之后，是行动。网页接着告诉学生，在防治沙漠化方面澳洲政府已经有了什么具体作为，联合国以及各国政府又做了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能做什么。
加拿大一个典型的教学网，议题之一是爱滋病的问题。第一步，是知识的建立。
知识，可以是数字和地名的背诵，也可以是复杂思辨的挑战。关于爱滋病的解说，内容竟是这样的：
自从一种抗爱滋的新药（ARV）问世之后，北美洲的爱滋病患者就得到某个程度的重生——他们虽得病，还可以正常生活。但是药价昂贵，一个人一年至少一万美元，是病人更多的南方国家所负担不起的。巴西政府因此研究ARV的成分而发展出制药方法，在一九九七年开始生产，药价只需三百美元。巴西打算将这低价的药外销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使穷人也能得到治疗。但是这个做法却违背了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原则。原生产药厂也强调，如果研发新药的智慧财产不被维护，将来就不会有人愿意投资于新药的研发，对医药学的发展将是严重的打击。
学生们必须研究和辩论的是：穷人的治疗权和研发的智慧财产权都是极其重要的原则，但是两者相冲时，怎么办？WTO如何解决这样的两难？专家们对WTO这样的组织又有些什么样的批评？
对于贫穷问题，学生所学的基本常识是，全球有七亿人食物不足。每年有一千两百万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或饥饿而死亡。但同时，全球其实有足够的粮食生产，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三千五百卡的热量分配。所以人间有饥馑，并不因为粮食不足，而因为粮食的运输和分配有致命的问题。
国际乐施会的公民教育网页非常注重个人行为对于全球环境影响，学生认识到的数字是这样的：
假定你一天喝两杯咖啡，那么你一年就喝掉三十四加仑的咖啡粉，它来自十八磅的咖啡豆。假定这些咖啡豆产自哥伦比亚，就意味着你一个人一年要用掉十二株咖啡树。要栽培这十二株咖啡树，农人需要用十一磅的化肥。你的一天两杯咖啡等于一年有四十三磅的咖啡残渣流入并且污染哥伦比亚的河川。
原来全球化一点儿也不抽象，它就和每一个人在每日生活里所做的大大小小的决定有关。学生认识到，自己买来穿在脚上的名牌跑鞋可能是富国的厂商剥削贫国横夺暴利的成品；超市架子上某个进口米特别便宜，可能是以本国农民的生计为代价；美化自己房间所用的原木建材可能直接促成原始森林的大片砍伐和水土的流失；在餐厅里点选特殊的美食可能使世界的物种减少。
全球公民教育的特点是，它不止于知识层面而强调参与和行动。譬如咖啡的生产和供销过程中有非常不合理的利益分配以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问题，因此乐施会固然对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提出要求：
●协助咖啡农生产多元化，减低对咖啡的依赖性
●发达国家减低关税和贸易壁垒，增加农民的选择；资助农村发展，给予农民在资金与技术的支援，逐步发展其他生产同时对咖啡贸易商施加压力，要求欧美贸易商：
●以一个合理的价格（高于成本，并可支付基本生活开支）向农民订购咖啡豆
●应与农民订下长期合约，以免农民受短期价格不稳而无法维持农田的生产水准
●协助农民改善农产品质素，加强咖啡生产的可持续性
更直接要求全球公民采取行动：
●购买公平贸易货品（注三）
●要求零售商提供公平贸易货品，以供选择
●参与消费者运动，向企业提出全球公民的关注点和要求

大学生的基本配备
这些先进国家在进行的公民教育，早已不再是传统的本土“爱国教育”，从前所标榜的道德标准——不外乎忠诚礼义勇敢负责等等，也早已转换为对于地球和全球社区的关怀和行动。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课程都不是为大学生设计的；教学对象，是小学生和初中生。全球公民教育，不始于大学而始于小学。
国际乐施会对“全球公民意识”下这样的定义：
全球公民意识不仅只是自觉我们是全球的一份子，它更强调我们对彼此以及对地球的责任。
全球公民意识指的是我们深切认识到人类需要去理解并且积极以行动去解决全球社会不公不义的问题。
全球公民意识指的是我们体会到地球的不可替代并且以行动去保障它永续的未来。
全球公民意识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一种人生观，一种信仰——坚信行动可以带来实质改变。
我们心目中的全球公民是：
●他的关照面超过他的本土而且自觉是全球一员
●他尊重多元的价值
●他对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和环境的关连与运作有所了解
●他对不公不义的事会感到愤怒
●他会参与，不论是当地的或国际的事务
●他愿意以实际行动来为地球的永续努力，他对人类社区的未来有责任感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鸿堡分校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念一段誓词，“在选择工作或服务机构时，我务必考虑该项工作及所服务机构是否承担对社会及环境的责任。”学生组织Student Pugwash USA拟出另一个版本的大学生誓词：
我承诺将致力于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其科技的应用必须以社会责任为念。我拒绝将我的所学用在对人类或其环境有害的任何方面。我的事业追求务必以道德为优先考量。此后个人生涯将压力备至，然而我签此誓言以表达我的认知：每一个个人承担起他的责任是迈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注四）
做这样宣誓的大学生显然已经认识到，努力打拚变成一个公司总经理不是唯一的人生目标，如何让地球永续，让世界公平，是一个更值得追求的志业。
如果台湾的大学生也有这样的认识，他可以怎样地自我要求呢？
1. 思辨的能力。孔子的“慎思明辨”永远不过时。马丁·路德·金加以诠释：“教育的目的无他，就是教会一个人如何评估事证，如何判断虚实，如何厘清真假，如何分辨事实和虚构。”（注五）台湾在民主开放之后，对社会最大的挑战毋宁就是人民思辨的能力。在黑与白之间，出现众多层次的灰色，如何判定是非真假成为全民课题，更凸显一个事实：没有思辨能力的民主，只能往一个方向走，就是沉沦。
2. 知识的建立。当我看见澳洲的小学生在学习内蒙古的沙漠化问题，德国的初中生在探讨南亚海啸所引发的贫富不均问题，加拿大的高中生在辩论欧盟和美国农业补助政策对加勒比海贫国的伤害，英国的社区学校在讨论全球暖化的因应对策，反比台湾的状况，不免惊骇。三十五年的国际孤立，台湾人被排除在全球社区之外，集体自觉边缘，全球意识难以建立。政府决策者以锁国心态治国，媒体业者以一种病态的内视媚俗，都和三十五年的国际孤儿处境有关。在火热的、短线的政治权力斗殴里，真正重大、攸关未来的议题很容易被认为空泛、遥远、不切实际。
可是，我不认为列强在中亚储油资源丰富地区的纵横捭阖与台湾无关；我不认为伊朗的核武发展与台湾的安全无关；我不认为中国的崛起以及它对人权的态度与台湾的未来无关；我不认为北极的冰山暖化与台湾的生存无关；我不认为全球水资源的匮乏与台湾无关；我不认为新疆的民族冲突与台湾的处境无关；我不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地位……
我不认为台湾可以在孤立的心态中继续存活。
萧伯纳曾经极其讽刺地说，大学生在毕业的那一天起，就要努力去忘掉学校教过他的东西，才能真正面对社会。我也想说，在一个心态封闭的社会里，台湾的大学生必须自力救济，怀疑所有领导人和教育部长的论述和话语，建立自己的知识库，越过无能而混乱的政府，越过低智的媒体，自立与全球的知识网接轨，才能真正地面对二十一世纪。
3. 行动的能力。在整个华人世界里，素质最高、行动力最强的公民群体其实就在台湾。街头的动员示威、行政手段的抗议、压力团体的运作、国会程序的翻案、媒体的调查揭弊、司法途径的争取、社运团体的串连等等，台湾人远远走在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的先锋。只不过关怀的范围大多局限于岛内议题，很少对于全球的探讨。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可以以极大的格局带头关心全球议题，开创社会风气。
4. 品格的培养。不知道是什么促使马丁·路德·金在一九四八年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
教育的目的在于教会一个人深刻的思考，并且善于思辨。但是如果教育停止在这里，那么教出来的很可能是一个危害社会的人。对社会危害最大的人，通常就是最善思辨但是毫无品格的那个人……我们必须深深记住：头脑聪明是不够的，头脑聪明加上品格，才是真正教育的目的。（注六）
他是在说希特勒吗？他是在说***吗？今天的台湾人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也有痛楚的体会：如果我们的大学生得到一流的专业训练，却不知同情心、正义感、廉耻为何物，如果他善于思辨却无法判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为分际，如果“道德”在他的价值观里没有一个指导的地位，我们只不过在培养将来很有能力危害社会的人罢了。
思辨能力、知识、行动力等等，都是闯荡开拓的动力，但是没有一条船可以没有锚。品格，就是锚。没有锚的船将随风势飘荡不知所终，没有品格的人才也会使社会暗夜盲行，迈向触礁沉沦。

核心价值的永恒
四〇年代的大学生教七〇年代的大学生：思想的锻炼、道德的勇气、知识的责任、社会的承担。七〇年代的大学生教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思辨的能力，知识的建立，行动的参与，品格的培养。有哪一件，不是罗家伦和沙特所说的呢？
也就是说，六十年来，人类社会的变化何其之大，而核心价值的变化又何其之小。罗家伦和沙特所处的都是尸横遍野的血腥时代，他们思虑的是，要怎样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蚀或毁灭。今天的世界，表面上科技猛进，经济翻转，但是当年最关键的问题——怎样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蚀或毁灭，今天仍旧是最关键的问题，只是范围提升至全球，而且更为迫切。
今天掌权的都是七〇年代的大学生。掌权者愈是在乎权力，胸襟和眼界就愈是偏狭。如果说今天的大学生有什么优势的话，我想他们趁着年轻的理想特质，趁着全球化的新知汹涌，可以用最清新的品格和最开阔的全球视野来挑战七〇年代的大学生，也挑战自己的成长。
文章来源：台湾《天下》杂志 （2007-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