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涛：社会需要为教育做些什么？

有学生在体育课上玩耍，不慎自己摔倒，造成眉骨挫伤并轻微骨裂，家长送孩子去医院动手术，术后打电话给校长：“我儿子明天出院，请你们学校明天派人带5万元到医院，如果不来，我们就在各大媒体曝光，而且，你，班主任，体育老师都要承担法律责任！”面对家长的威胁，校长该如何抉择？教师又该如何面对？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有老师在课堂上，因为学生做出了出格行为，且屡教不改，忍无可忍中爆出粗话并动了手，立刻被学生“记录在案”，结果家长大闹校园，“攻入”校长办公室静坐，直到处理教师结果公布……
有家长让孩子随时携带录音笔，甚至微型摄像机，进入课堂，随时随地把教师的语言和行为录制下来，“以备不时之需”……这说明，在信息技术媒介发达的今天，其功能和使用范围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有领导为了迎合“领导的领导”或某些“重要活动”的需要，当然，大多数是与领导的“业绩”和“脸面”相关的活动，要求学校派出学生参加，不惜停课，学生变成供领导表演和展示自我的道具。
有单位以“评估”“检查”的名义，穿上各种制服，可以随时进入学校，校长和教师只能躬身迎接，笑脸相迎，有时不得不中断正常的教育教学。
今日的学校教育，已经被迫处于聚光灯下，时时处处接受大众的审视，稍有不慎，即遭致家长的愤激、媒体的批判、舆论的抨击，各种对教育的围观、对教师的围剿、对学校的控诉此起彼伏。
我不是为师德低下的教师和犯错、甚至犯罪的教师辩护开脱，毫无疑问，这类教师必须承担自身本应承担的责任。但是，我也必须指出，任何职业都有“败类”，这些败类总是人群中的“少数”，不能让整个群体为“少数人”的错误“埋单”，不能由此失去对教师职业的敬畏与尊重。我还想强调的是，教师也是人，有人的情感，有正常的人性需要，尤其被理解、被尊重、被宽容、被呵护的需要。“为人师表”既是教师的“标杆”，也是教师的“束缚”：他愤怒的时候，不能流露，伤心的时候，不能流泪，有需要的时候，不能满足。他永远需要充满耐心、和颜悦色，“***”、“牺牲”成为他的宿命。总之，他必须克制、克制、再克制，甚至压抑、压抑、再压抑……
我更想表达的，是社会大众对于教育和教师的习惯性思维：总是强调我们的学校教育，要满足家长需要、满足社会需要，常见的提问方式是：今天的教育，适应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不适应，是否需要转变，又该如何改变？但很少去反思，今天的社会发展，是不是适应教育的需要？是否适应学校和教师的需要？更少去思考：我们除了对教育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之余，可以为今天的学校教育做些什么？能够为倍受煎熬的教师做些什么？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才能让教育更完善、教师更幸福——享受只有教师才能享受到的职业尊严和幸福？
我们的学校教育也被这种习惯所同化和捆绑，朝思暮想并孜孜以求的是：自己如何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文化发展的需要？或者，如何服务于领导的需要、家长的需要、媒体记者的需要？但很少有勇气反问：你们如何适应并满足“我”的需要？你们应该给“教育”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教育和教师，为什么不能向社会表达我们的诉求？为什么不能展现我们的需要？为什么总是外来的标准来衡量自身？
社会为何总是用政治的标准、经济的标准、技术的标准来裁度教育？为何不能用教育的标准衡量教育，为何不能用“教育的标准”来衡量社会：究竟什么才是“好社会”？
没有“好教育”的社会，一定不是真正的“好社会”，一个不能适应和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只会向教育索取，但却不努力对教育作贡献的社会，一定不是理想的“好社会”。
这说明，古往今来，整个社会都存在一种普遍性的缺失，即“教育尺度”的缺失。这是造成当下教教育弱化、教育无力、教育危机，乃至教育失败的根源之一。
解决之道，可从改变原有的提问方式和惯性思维入手：从“社会需要教育做些什么”，转向“社会需要为教育做些什么”，如此提问、思考并解答的人越多，我们的教育就越有希望，我们的教师会更加幸福，我们的社会将愈加美好。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今日教育》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