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武雄：高学历高失业率的迷思

【编辑按】本文写于1995年——台湾教育改革风起云涌的年代。这篇文章虽然是说二十年前的台湾，现在读来却似乎句句是说中国大陆。文章从教育的目的说到教育改革的诉求，说到教育与社会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谈到教育规划的愚蠢，结合大陆近来的教育改革，让人喟叹不已。

最近行政院主计处公布①1994年台湾总体失业率为1.56％，期间大专以上失业2.23％，高居各类教育程度失业率之冠。一时“高学历高失业率”成为舆论的焦点，几家大企业高级主管公开表示，高学历的人才眼高手低，“高学历不见得是高效率”。教育部也顺势打压近年民间“广设高中大学”以纾解升学压力的强烈诉求，立即宣布要抑制高等教育的量成长②。
到底“高学历高失业率”是暂时现象，还是严重警讯？是表示在人力市场上大学毕业生过剩，抑或台湾产业结构本身发生问题？作为主导全国教育的最高部门，教育部理应守护教育的目的，一方面谋求每一位国民得到最大的内在发展，另一方面审慎解读当前高学历失业率的现象，权衡轻重再来拟定因应的教育政策；而不该急着放弃自己的职守，不假思索的便急忙宣示其效忠经济部门的一贯立场。

一
在讨论“高学历高失业率”的问题前，我先简短的说明当前开放大学门户的意义③。台湾社会已来到现代化的关口。就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而言，目前台湾的大学④所能提供的，仍非常不足。台湾18岁青年进四年制大学的机会约在1.3成，把夜间部合并计算亦不过1.6成，比起美国至少5.4成（二年制colleges不计），日本与西德的3至4成的机会来看，我们差距甚远。健全的大学教育有养成现代公民，以发展现代社会的功能。台湾要现代化，便要广设大学，大量培育现代社会的人才。可是几十年来，政府一直把大学教育视为训练经建人才的场所，以致风行草偃，每随经济建设的一时需要起舞。事实上，现代社会是由现代公民所共同创造出来的。大学教育应重新定位，着重拓广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其开明与自由的处世态度，发展他们独立思考与运用资料的能力，并相对提高其适应行业转换，甚至开创新行业的潜能，而为即将来临的现代化社会做好准备。
而在量的方面，为数众多的公民接受完整的大学教育，是国家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台湾应广设大学，开放大学门户，尽量鼓励众多不拘年龄的公民进入大学，以吸取现代知识，参与社会重建。同时藉此提升台湾社会的文化。
对于突破台湾目前因升学主义而弄得面目全非的教育困境，广设大学，则直接纾解今日加在我们儿童与教师身上，无比沉重的升学压力，使长年扭曲的教育，有逐步回归正常的可能。
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根据《联合报》本年（1995）元月份的民意调查，认为目前大学已经足够的民众只有13％，希望“进大学（专指四年制）的机会应提高到二成”的民众有12％，应超过二成以上者更有49％，其他26％则未表示意见。又希望子女能有大学以上毕业程度者占53％，高职才1％，五专4％，二专2％。可见大幅扩充进大学的机会是民之所欲。政策上尽量配合民众的愿望，尤其是民主国家的政府应该履行的责任。
这些相对于“高学历高失业率”的现象，究竟孰轻孰重？

二
有了前述的背景说明，我进一步来解读“高学历高失业率”的现象。青辅会今年公布的一项资料⑤，说明去年一年间向该会登记征求高学历人才的工作机会有9万多个⑥，但向该会登记大专以上人数却不到3万，平均每人有4.2个工作机会。青辅会认为台湾高级人力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找不到工作，而在于他们对工作精挑细选。青辅会亦认为，高学历高失业率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这几年高等教育人才大量扩充，而高科技与产业成长却不如预期快速。
这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是青辅会提出事实，而未加以进一步解读。今天台湾就业市场所面临的问题，是社会已逐渐富裕，许多所谓的高级人才对工作环境、工作性质与工作待遇的要求都比企业界能提供的高。比如说，现代社会中的人比较希望工作本身需要创意而且有发展性，可是台湾产业迟迟未能升级，企业界一直未将研发部门列为重点，所需人力以较低级的技术或杂务居多，工作性质平板无趣，少开发性而又日日重复，加上企业管理制度未上轨道，家族管理或人治意味太强，工作者的独立性较少受到尊重，而员工福利又不尽理想，这使得家境稍为富裕的人望而却步，索性赋闲在家，再慢慢碰运气。
我同意企业主管所说，今天台湾为数不少的大学毕业生不够成熟，而且，眼高手低，但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成长过程皆受制于升学功课与计较分数，心智无法释放出来看、来想、来讨论这广大世界种种重大事情。尤其为了帮子女竞争狭窄的升学机会，家长亦只好充做后盾，代为处理及照料其生活中大小事情，呵护备至，致使子女延迟成熟。正是因为这样，我认为广设高中大学，纾解升学压力，有助于促发青少年的知性与人格成熟。另一方面造成今天台湾大学毕业生成熟度偏低的原因是各级教育不健全，尤其大学教育太早分化，一入校门便陷入某一偏窄学科的专业训练教育，未能负起培养知识男女应有特质的责任。大学教育定位的落伍不前，使知识男女无法活用所学知识，也没有在知识基础之上，建立起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大学教育应重新定位，其实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⑦。
我也同意企业主管所说，年轻人不应该眼高手低，不应该借故不肯投入就业市场，而观望不前，因为除了某些纯粹出卖自己去充当别人工具的行业之外，任何恶劣的工作环境都能带给人可贵的新经验。但是我并不鼓励年经人只是为了一份薪水而经年累月地重复没有自我、毫无创意的机械性工作，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应该让年轻人去试去闯；而不应该动辄以“勤奋克己”的道德教条，要年轻人循规蹈矩，压抑自已的创造潜能，只为了成就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整体目的的经济扩张。

三
我无法赞同的是，教育部拿教育来直接为经济部门服务，把教育部矮化为经济部门属下的“人力规划司”，这是对教育的严重扭曲。教育成功，固然会投入经济建设的行列，但经济建设不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让每一位国民都能求得最大的内在发展。具有成熟知性与完整人格的国民，为了经营其生活，自然会投入经济领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为自己及社会贡献心力。二三十年后的经济面貌是由今天的孩童长大后去共同形成的，而不是由今天少数专家闭门造车可以决定的，长久人力规划失败的例子俯拾皆是⑧。
我也难以赞同的是，企业界几位高阶主管⑨声嘶力竭的指责“高学历不代表高效率”。我不以为大学教育有承担为企业界直接培养高效率人才的义务。大学要培养的是有现代知识视野、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擅于运用资料、擅于学习新知的人。企业界引用大学毕业生，应基于他有较广阔的知识，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他踏入企业一段时日，熟悉工作职务的细节之后，这些知识与能力，会使他更能独当一面，更能掌握需要创意的工作，甚至开发新的发展方向。企业不能一厢情愿，期望他从大学学到某些特定操作技术的高效率。至于熟习工作职务的细节与培养操作技术的高效率，不是学校的任务，而相反的，是企业界应该自己担负起来的责任。多数已开发国家，均由企业提供少则三个月，多则六个月以上的职前训练，支付受训者某一成数的薪水，而受训者本身是否适任，在训练期间中自然一目了然。用人唯才，文凭也就不必列为先决考虑。台湾企业界一直把职前训练推托给学校，才形成今年众多绩效不佳，又供过于求的专科。许多专校教育品质低落，学了两三年技术，不如由企业提供职前训练有效而且更符合实际。至于基础知识与思考能力的养成教育，才由学校负责。
面对“高学历高失业率”的现象，产业如何升级，企业界如何加强研发部门，如何建立起高效率的职前训练，这些更是我们要努力改进的课题。

四
现代国家的知识男女，要求较好的工作环境与待遇，对社会有正面的意义。在开发中国家，则有激发社会现代化的催生作用。这机制就像工人对工资工时的要求之于产业升级一样。“不满”（dissent）其实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台湾虽然在经济上日益富裕，但思想上并未经过像西方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洗礼。一般人看待问题还是天真的期待经由少数人的领到与规划，人人安份守已，社会井然有序地向前进步；对于“不满”则视为异类，设法用道德力量或政治力量去压制。但反观历史，人类社会每当形成超稳定的结构，便也是社会停滞不前的时候。像欧洲中世纪，所有人的生活都依附于庞大教会组织下的行会，精神则寄托于上帝与教士，人是被创造的，而不必自己有创造，却因此西方文明一睡千年，直至十五、六世纪人文主义的兴起，欧洲的社会才逐渐复苏。在东方，中国大汉帝国建立起以差序格局为社会秩序的超稳定结构一旦形成，春秋战国的思想光芒便从此消逝。
另一方面，历史更说明人类社会是在“不稳定”与“平衡”的交迭发展中步入现代文明的。17世纪之后的大移民、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的兴起等，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无一不与人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息息相关。要注意，不满并不专指思想的前进，事实上进步的思想时常来自（但不必然）当代人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既使像20世纪60年代席卷全球的反战思潮，对资本主义的国家本质固然有深刻的批判，但其运动的背景则在于被征召入伍者的厌战，国家民生资源大量被移转为军事开支，以及少数民族自主意识的高涨。媲美于法国大革命前“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Power to the people”声震云霄，惊醒了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迷梦。没有这些一般民众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反战运动便不能开花结果，也不会为70年代以后的西方国家带来重视民权，保障弱势族群权利，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相对进步措施。对现实生活的不满，间接会带来社会的反省，引发进步思想或使早先存在的进步思想得以启迪社会，深化世人的反省，这是社会改革的契机。对现实生活的不满，直接则带给社会某一利益系统强大的压力，压迫该一利益系统的内部调整与更生。

五
今天台湾产业迟迟不能升级，社会迟迟不能现代化，原因之一便是企业界没有自我改造的压力，台湾中央集权的结构没有受到严酷的挑战，民间没有管道参与社会重建，民间力量迟迟未能形成，大家有耽溺于由上而下的改革，更拒绝台湾社会现代化所不能逃避的阵痛。
“高学历高失业率”其实只是一连串阵痛中的小阵痛。
只因“高学历高失业率”的现象刚有一点影子，便又重弹人力规划的老调，要抑制大学的量成长。这其实是逃避产业结构升级的阵痛，藉逃避阵痛来压抑人才培育现代化的需求。恶果将会加倍严重。
成功的人力规划，一直是假象。1970年以来强制规划发展技职学校，使国中毕业生高中与高职之比，于二十几年间由6:4蜕变为3:7，造成职业学校与专科毕业人才严重过剩⑩。这项错误迄未见官方加以检讨。即以近日“高学历高失业率”的现象来说，本身也是过去人力规划失败的明证。劳委会综合规划处的官员指出（11），最近失业之高级人才皆为理工科技专长者，目前经营管理方面仍一才难求，“高学历高失业率”并非全面性的现象，甚至只是“摩擦性失业”而非“结构性失业”。
这就是说近十年理工系所的大量扩充又造成今日理工人才供过于求。如果又因此缩减理工系所，扩充管理科系，谁都难料到十年之后，是否又供需失调。
所以今日拟定教育政策，应作长远而宏观的考察，尤其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计，不能窄化于近利短视的人力市场，风吹草动随着摇摆起伏（12）。
广设大学，同时健全大学的教育功能，培养出为数众多的较成熟的现代公民，当优先于人力规划。这些大学毕业的青年，可以预见有几种出路（一）他为自己生计，迟早要迫使自己接受他不喜欢的工作，但投入现体制的生产。（二）让企业在求才不得或高薪资要求的压力下，迫使企业或转型，如提供职前训练与研发部门，或因付不起新增成本而自我淘汰，间接刺激产业升级。（三）最后他还有一条出路，便是离开企业现有体制，自创行业，另谋生路，丰富社会的多元面貌。
假如我们连产业升级的希望都无可奈何的放弃了，要建立像目前香港纯粹国际化的经济体系，把台湾投入资本主义国际以地域分工为特征的经济大海，那么服务业将变成最热门的行业，这时大学毕业的人才更符合需要（13）。
不管我们眼前能不能产业升级，多数国门能接受大学教育，都将有利于未来经济的长远发展。
台湾夹在多重国际势力诡谲多变的交会点上，未来的经济型态变幻莫测，谁都无法预估二十年后的人力需求。相形之下，教育的目的最为明白，让每一个人都有充份的机会提升自已的内在素质。由众多高素质的个人，共同去因应未来世界的变局，去塑造未来台湾社会的面目，便是最可靠的人力规划。

①行政院主计处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一日公布民国八十三年人力开发资源调查报告。
②参见中国时报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二日第一版头条新闻及第三版。
③在本书《当前教育的结构性问题》及《广设高中大学的几点争议》两文中，作者有较详尽的说明。
④这里的「大学」专指四年制大学，不含二专、三专、五专等。因为，前者是否要广设是目前教育改革的争论重点，而且四年制大学的训练才与社会现代化相关，专科主要为职业技术导向，亦与高级科技无关。
⑤参见中国时报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二日三版。
⑥以一九九一年为例，该年大学及研究所毕业生为六.二万人（公立三万，私立三.二万），专科八.一万（公立一.三万，私立六.七万），而其同年龄（指当年二十二岁者）人口约四十一万。
⑦参考《理性的叛逆与解放-论大学教育的定位》，人本教育基金会（一九九五）。
⑧参见本书《广设高中大学的几点争议》一文。
⑨见中国时报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二日三版「企业界多认为：高学历不代表高效率」之报导。
⑩经建会，人力资源调查一九九二年。
（11）见联合报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四日第三版，劳委会规划处副处长说明。
（12）参见朱敬一：「破解人力规划调节大专招生的迷思」。
（13）主计处资料显示:农业、工业部门的人力，多数行业以国中及以下程度者居多，服务部门则反过来，以大专以上程度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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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风自南 文章来源：《台湾教育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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