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扣柱:圣约翰大学如何平衡中学与西学
施扣柱:圣约翰大学如何平衡中学与西学
谈论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传播与扩散,必然地内在地关联着中西文化的关系。清末圣约翰大学作为一个早期的外来办学机构,首当其冲处于这个问题的风口浪尖。在向中国学生传播近代文化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它是如何处理西学与传统中学的关系的呢?它是带着傲慢轻视和歧视中学,还是对中学和中西学问的关系有一个比较公正公允的态度呢?为了处理中西学关系,它在学科管理和系科设置体系方面有过哪些历史经验呢?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番探寻。
对中西学问的理性态度
圣约翰大学对中西学问的态度可以从掌校半个多世纪的卜舫济校长的言论中找到依据。
卜舫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有着相当精到的认知与评价,他认为中国文化尊崇道德、关注品行,仁爱在中国的社会关系中起很大的作用。但是“仁”也有它自身的弱点,主要由于强有力的家族和宗族制度所致。人们自然只施善于自己家族或宗族的人,而对外人则漠不关心。他还特别指出:“中国学生和人们一般都禀赋很高。考虑到中国缺乏学校教育,文盲比例高达人口的80%以上,我们对他们的技艺和学会教他们做的任何事的能力不免要大为惊奇。”他还称赞,中国的学生有语言天分,掌握英语并不困难。中国学生在美国高等学府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甚至那些在中国被认为能力一般的学生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偏重训练记忆力而缺乏思维训练、过分专注于本国经书且耗费了过多的巨大精力,也导致了人们对外部世界和自然科学的一无所知和主动精神与创造精神的缺乏。卜舫济在主张引进现代教育、改造中国传统教育的同时,也指出了要注意防止从旧的人文主义的一端转向科学教育另一端的片面倾向,认为“把重点放在工艺性和功利性的课程上,忽视哲学和文化学科的研究、走向世俗主义”的教育未必就是一种好的教育。为此,他提出警示:在中国存在着一味照搬西方教育制度而忽视保存自己古老文化优良成分的危险,新旧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
卜舫济著名的关于华人学习英语的重要性的论述,可以拿来作为他对西学态度的一个代表。1887年,他曾将英语教学的重要性归纳为如下几点理由:
华人研究英文,犹如西人研究希腊拉丁文,可以增进智慧;
研究英文,可以铲除华人排外之成见;
华人之研究英文,可以增进东西间之情感,并可以扩张国际贸易;
研究英文,可以使华人明了基督教事业,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
华人研究英文,至少在通商口岸已势在必行,教会学校应捷足先登。
这番言论,当然含有明显的倾向性:倾向于美国的利益、教会的利益及其在华教会学校的利益。但同时,其中也包含了增进华人智慧、促进华人以平和心态融入世界潮流的良苦用心。这种明确的、公允的对待中西学问的态度和立场,对圣约翰大学的教育教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规定了其基本面貌。
中西学分斋制度及其管理举措
圣约翰大学实行的是中西学分斋制度。该制度的要点在于:中学与西学分斋而设,各斋内分设若干系科,各斋均有正馆和备馆之别。其中,正馆相当于大学阶段,备馆则相当于大学预科(后发展为圣约翰大学附中)。中学斋备馆毕业升入中学斋正馆,西学斋备馆毕业升入西学斋正馆。如果一个学生的中学程度优于西学程度,那么他可以在中学斋正馆和西学斋备馆分别上课。反之,如果西学程度优于中学程度,那就可以再西学斋正馆和中学斋备馆分别上课。这种相对灵活、并不强行追求学习程度整齐划一的学习方式,充分运用了中西学分斋的学制优势,对教与学、师与生各方均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然而,随着西学的逐渐传播和学生西学水平的逐渐提高,以及社会对西学需求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传统国学地位的日渐式微,一些学生中西学程度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在学习态度上,也开始更为重视西学而轻视国学。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继续恶化,圣约翰大学校方在中西学两斋的升学问题上一度实行过必要的行政干预,1909年校章明文规定:如欲“西学升正馆者,中学必须在备馆头班,方为合格。庶中西两学级等第相埒。若诸生于中文不能勤学、两年不升班者,照章开除”。
上述此举意味着:中学备馆合格是西学入正馆者的先决条件,如果对中文学习态度不认真、成绩不佳导致两年留级者,不仅不能进入西学正馆深造,连原有的中学学习资格都要被无情取消。这一惩罚性规定对于可能出现的敷衍中文学习者无疑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制约。继之而起的1910年校章依然保留了“若诸生于中文不能勤学、两年不升班者,照章开除”的惩罚性规定。该校章在紧接上述规定后,还增加了“以分勤惰,而示劝惩”等文字,进一步强调了对轻视中文学习者不假宽待的坚决态度。凡此种种,均显示了圣约翰大学校方多次重申的“中西并重”的办学理念和贯彻落实此一办学理念的坚定决心。
西学课程的初步体系化
圣约翰大学校方在西学课程的初步体系化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进行了多次变革。其中,系科方面的变化包括系科名称改变和系科类别数量增加。西学斋变化更大、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其课程设置方面的变化,尤其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往往仅仅时隔一两年,课程也会大变。下面以清末系科与课程设置为例略加论列。
先看1909学年。这一学年,圣约翰大学西学斋普通科之课程,大致可以分为文、理科两大类。其中,文科类包含历史(泰西近古史、英国历史、美国历史、法国历史、德国历史、英国政治史)、文学(泰西上古文学史、泰西文学史、西国名剧)、语言(拉丁文、法文、德文)、社会学(天演学、万国公法)、教育学、理财学、哲学(心理学、名学)、宗教(新约书信、基督教证据、各教比较、旧约诗篇)等课程;理科类包含格致(应用格致、化学、体质学、电学、热光学、天学、地学)、算学(代数学、几何学、三角学、测量、圆锥曲线八腺、工学、建造)、物理学(理学史)等。此外,还有属于艺术类的图画课。
1909学年,圣约翰大学西学斋医学科的课程主要有:化学、格致、生物学(动植物组织学)、身理学、卫生学、外语(拉丁文)、作论、医理(名医演说医理、医理志)、病理(百病总论、妇女病理论、研究病理)、药材、配发药、给药、各科病症(产科、脑科、肤症、目耳鼻喉症、婴孩科、内外科临症)、医疗检查(验脉络法、验病)、各治疗方法(外治、外科剖解法、外科用刀法、***医法、治热道患病法、医院治症诸法、接骨法)、医学实验等。这些课程,包括了基础理论、症状与检查、治疗方法、药材与给药、医学实验等各个方面。其中,对医学实验和临床诊治类课目的重视是一大亮点。尤其是临床诊治类课目,其周课时更是多达八个或五个,系在与圣约翰大学同为圣公会设立的同仁医院实地练习。这一时期的圣约翰大学医科,已经允许学生在自愿的前提下与普通科实行兼习(时称兼科),即第一、第二学年在普通科学习,第三至第五学年的三个学年兼习医学。具体课时为:医学11个周课时,普通科10个周课时。到普通科高级(第四学年)卒业时,可以获得普通科秀士文凭。兼习期间,拉丁文、化学、体质学3门必须学习,其他科目则由学生自由择读。这样的课程设置,使得圣约翰大学的一部分医科学生除专门的医科知识外,还具有比较宽广的一般文理科知识基础,实际上类似某种准研究生教育。
再看1911学年。这一学年,圣约翰大学西学斋将原普通科分化为文艺、格致两科,其中,文艺科增设课程有:历史类的改革复兴时代和法国国变时代,文学类的泰西名人小说与诗集(删除泰西上古文学史)。文艺科增设课程还有国政学、实验心理学、伦理学。圣约翰大学校方希望以这样的课程改革来影响和培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该校学生。同时,在文学领域也注意积极引导其学生将眼光和意趣从帝王将相转向普通民众。此外,实验心理学、伦理学课程的增设,也符合了社会巨变时期由于人际伦理关系的急速变化所引起的人们心理适应问题,以及对于心理调适和心理辅导的需求。这一改革所蕴涵的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思维理路为圣约翰大学以后的课程改革奠定了基调。
1911学年,圣约翰大学的外语类课程也采取了比较大的改革举措。首先,此前四个学年均有设置的拉丁文此时迟至第三学年方才出现。……其次,原定第一学年拉丁文、图画两门习否听便,第二学年拉丁文、化学、理财学3门“能兼习者听,否则必须认习1门”,第三学年拉丁文、法文、德文和测量、圆锥曲线八腺、社会学5门“能兼习者听,否则必须于拉丁文、法文、德文3科中认习1门”,第四学年拉丁文、法文、德文和测量、圆锥曲线八腺、工学、物理学、教育学、万国公法9项能兼习者听,否则必须于拉丁文、法文、德文3科中认习1门。
如果学生学力不足,那就只能在保证完成每周一定课时量学习的前提下,于3门外语中选择1项了。大概愿意作出如此选择的学生数量比较多,所以1911学年进一步改革为:第一学年法文、德文必须认习1门,第二学年可以在史学、化学、三角和法文、德文5项之间“听人自择”,但欲进医学科者“必习化学”,第三学年算学、国政学和拉丁文、法文、德文5项“听人自择”,但对于外语学习门类开始作出限制:“至拉丁文、法文、德文3科中只可认习1门”,第四学年圆锥曲线八腺、物理学、伦理学、实验心理学和拉丁文、法文、德文“听诸生择习”,但是拉丁文、法文、德文3科中也“只可认习1门”。
仅仅时隔一两年,外语学习就从“必须认习1门”转变为“只可认习1门”,它反映出圣约翰大学学生对于外语学习的高涨热情,也说明圣约翰大学不是纯粹的外语学校。外语只是一种语言工具。圣约翰大学上述外语学习管理经验也可以启示后来的办学者:只要课程设置者和管理者的头脑足够睿智、思维足够清晰,学生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学生群体的人才结构就会朝着比较合理的方向发展。如此,才不会造成人才个体知识结构的片面失衡,也可以避免某种人才群体的积压与浪费。
在1911学年的圣约翰大学文艺科中,还设立了不少格致类的课程,如格致、物理学、算学等。这是在学科设置由原先文理不分的普通科细分为文艺、格致两大学科的前提下,校方在顺应学科分化趋势的同时,并在课程设置和管理方面采取比较切实有效的举措,细心去帮助学生树立文理科交叉的科学学习理念。
与上述文理科贯通的改革理路相呼应,1911学年的格致科也在以理科课程为重的前提下,设立了一定数量的文科课程。其属于理科的课程主要有:格致类(化学、重学及实验性理学、体质学与应用体质学、吸电学、热光学、定物本之多少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炼法)、算学类(代数学、平面与实体几何学、平面与圆体三角学、圆锥曲线八腺及推算要注、测量及重学)以及技艺图画、绘图样等。属于文科的课程主要有:史学(法国历史、德国历史、英国政治史)、文学(泰西文学史及诗集、西国名剧)、文法(文辞法程、作论说)、语言类(德文、法文)等。圣约翰大学校方在理科适当设置一定数量文科课程的举措,有利于理科学生借助这些课程的学习,养成基本的人文素养。
1911学年圣约翰大学的医学科也发展为文医兼修制度。愿意兼习医学科的学生,可以在第一、第二两个学年学完圣约翰大学文艺科课程之后,开始兼习医学科课程。其课时安排为:医学每周11课时,文艺科每周9课时。至文艺科高级卒业时,可以得到文艺科秀士文凭。医学科本身学制为5年。其中文医兼习之头两年在圣约翰大学本部上课,后三年则移居同仁医院“专习诊视,借资历练”。医科5年毕业后,授予医学博士文凭。
颇有意味的是,圣约翰大学校方对于跨学科兼修问题首先考虑到的并非理医兼习而是文医兼习。这与对人的复杂性的认识有关。人除了生物属性外,还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心理活动。这些决定了未来的医生——医科学生在熟练掌握精深的医学知识以外,还有必要通晓一些基本的人文知识,具备基本的人文关怀。何况,此时的圣约翰大学文艺科已经在文理贯通的课程改革中,开设了若干理科类的格致、物理、算学等课程,并且规定:如果打算以后兼习医科者,必须学习化学。这样接受了若干理科知识学习和训练的文科学生再选择习医,显然和纯文科生的知识结构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更加能够适应医科学习的需要。
结论
通过对清末圣约翰大学的系科设置与改革概况的阐述,不难看出:圣约翰大学在新学传播方面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一方面尽力借助学科体系实现新学传播的初步体系化,另一方面关注学生文理科知识的相对平衡、知识和技能的相对平衡。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及于对中学知识的传授。但这一切确实都是在中西学分斋制度下完成的。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制度化教育改革刚刚开启之际,圣约翰大学已经积三十余年的新学堂办理经验,在西学课程体系的建立和处理中西学教学关系的制度建立方面均为国人提供了可资追摩的范本。它提示人们:中学和西学是可以在新式学堂的教学体系和制度中和平共处的;传授西学绝不意味着放弃中学;中西学并重才是在华办学的正确方针,也才是中国学生应有的知识结构。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对中西学问的理性态度
圣约翰大学对中西学问的态度可以从掌校半个多世纪的卜舫济校长的言论中找到依据。
卜舫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有着相当精到的认知与评价,他认为中国文化尊崇道德、关注品行,仁爱在中国的社会关系中起很大的作用。但是“仁”也有它自身的弱点,主要由于强有力的家族和宗族制度所致。人们自然只施善于自己家族或宗族的人,而对外人则漠不关心。他还特别指出:“中国学生和人们一般都禀赋很高。考虑到中国缺乏学校教育,文盲比例高达人口的80%以上,我们对他们的技艺和学会教他们做的任何事的能力不免要大为惊奇。”他还称赞,中国的学生有语言天分,掌握英语并不困难。中国学生在美国高等学府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甚至那些在中国被认为能力一般的学生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偏重训练记忆力而缺乏思维训练、过分专注于本国经书且耗费了过多的巨大精力,也导致了人们对外部世界和自然科学的一无所知和主动精神与创造精神的缺乏。卜舫济在主张引进现代教育、改造中国传统教育的同时,也指出了要注意防止从旧的人文主义的一端转向科学教育另一端的片面倾向,认为“把重点放在工艺性和功利性的课程上,忽视哲学和文化学科的研究、走向世俗主义”的教育未必就是一种好的教育。为此,他提出警示:在中国存在着一味照搬西方教育制度而忽视保存自己古老文化优良成分的危险,新旧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
卜舫济著名的关于华人学习英语的重要性的论述,可以拿来作为他对西学态度的一个代表。1887年,他曾将英语教学的重要性归纳为如下几点理由:
华人研究英文,犹如西人研究希腊拉丁文,可以增进智慧;
研究英文,可以铲除华人排外之成见;
华人之研究英文,可以增进东西间之情感,并可以扩张国际贸易;
研究英文,可以使华人明了基督教事业,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
华人研究英文,至少在通商口岸已势在必行,教会学校应捷足先登。
这番言论,当然含有明显的倾向性:倾向于美国的利益、教会的利益及其在华教会学校的利益。但同时,其中也包含了增进华人智慧、促进华人以平和心态融入世界潮流的良苦用心。这种明确的、公允的对待中西学问的态度和立场,对圣约翰大学的教育教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规定了其基本面貌。
中西学分斋制度及其管理举措
圣约翰大学实行的是中西学分斋制度。该制度的要点在于:中学与西学分斋而设,各斋内分设若干系科,各斋均有正馆和备馆之别。其中,正馆相当于大学阶段,备馆则相当于大学预科(后发展为圣约翰大学附中)。中学斋备馆毕业升入中学斋正馆,西学斋备馆毕业升入西学斋正馆。如果一个学生的中学程度优于西学程度,那么他可以在中学斋正馆和西学斋备馆分别上课。反之,如果西学程度优于中学程度,那就可以再西学斋正馆和中学斋备馆分别上课。这种相对灵活、并不强行追求学习程度整齐划一的学习方式,充分运用了中西学分斋的学制优势,对教与学、师与生各方均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然而,随着西学的逐渐传播和学生西学水平的逐渐提高,以及社会对西学需求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传统国学地位的日渐式微,一些学生中西学程度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在学习态度上,也开始更为重视西学而轻视国学。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继续恶化,圣约翰大学校方在中西学两斋的升学问题上一度实行过必要的行政干预,1909年校章明文规定:如欲“西学升正馆者,中学必须在备馆头班,方为合格。庶中西两学级等第相埒。若诸生于中文不能勤学、两年不升班者,照章开除”。
上述此举意味着:中学备馆合格是西学入正馆者的先决条件,如果对中文学习态度不认真、成绩不佳导致两年留级者,不仅不能进入西学正馆深造,连原有的中学学习资格都要被无情取消。这一惩罚性规定对于可能出现的敷衍中文学习者无疑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制约。继之而起的1910年校章依然保留了“若诸生于中文不能勤学、两年不升班者,照章开除”的惩罚性规定。该校章在紧接上述规定后,还增加了“以分勤惰,而示劝惩”等文字,进一步强调了对轻视中文学习者不假宽待的坚决态度。凡此种种,均显示了圣约翰大学校方多次重申的“中西并重”的办学理念和贯彻落实此一办学理念的坚定决心。
西学课程的初步体系化
圣约翰大学校方在西学课程的初步体系化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进行了多次变革。其中,系科方面的变化包括系科名称改变和系科类别数量增加。西学斋变化更大、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其课程设置方面的变化,尤其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往往仅仅时隔一两年,课程也会大变。下面以清末系科与课程设置为例略加论列。
先看1909学年。这一学年,圣约翰大学西学斋普通科之课程,大致可以分为文、理科两大类。其中,文科类包含历史(泰西近古史、英国历史、美国历史、法国历史、德国历史、英国政治史)、文学(泰西上古文学史、泰西文学史、西国名剧)、语言(拉丁文、法文、德文)、社会学(天演学、万国公法)、教育学、理财学、哲学(心理学、名学)、宗教(新约书信、基督教证据、各教比较、旧约诗篇)等课程;理科类包含格致(应用格致、化学、体质学、电学、热光学、天学、地学)、算学(代数学、几何学、三角学、测量、圆锥曲线八腺、工学、建造)、物理学(理学史)等。此外,还有属于艺术类的图画课。
1909学年,圣约翰大学西学斋医学科的课程主要有:化学、格致、生物学(动植物组织学)、身理学、卫生学、外语(拉丁文)、作论、医理(名医演说医理、医理志)、病理(百病总论、妇女病理论、研究病理)、药材、配发药、给药、各科病症(产科、脑科、肤症、目耳鼻喉症、婴孩科、内外科临症)、医疗检查(验脉络法、验病)、各治疗方法(外治、外科剖解法、外科用刀法、***医法、治热道患病法、医院治症诸法、接骨法)、医学实验等。这些课程,包括了基础理论、症状与检查、治疗方法、药材与给药、医学实验等各个方面。其中,对医学实验和临床诊治类课目的重视是一大亮点。尤其是临床诊治类课目,其周课时更是多达八个或五个,系在与圣约翰大学同为圣公会设立的同仁医院实地练习。这一时期的圣约翰大学医科,已经允许学生在自愿的前提下与普通科实行兼习(时称兼科),即第一、第二学年在普通科学习,第三至第五学年的三个学年兼习医学。具体课时为:医学11个周课时,普通科10个周课时。到普通科高级(第四学年)卒业时,可以获得普通科秀士文凭。兼习期间,拉丁文、化学、体质学3门必须学习,其他科目则由学生自由择读。这样的课程设置,使得圣约翰大学的一部分医科学生除专门的医科知识外,还具有比较宽广的一般文理科知识基础,实际上类似某种准研究生教育。
再看1911学年。这一学年,圣约翰大学西学斋将原普通科分化为文艺、格致两科,其中,文艺科增设课程有:历史类的改革复兴时代和法国国变时代,文学类的泰西名人小说与诗集(删除泰西上古文学史)。文艺科增设课程还有国政学、实验心理学、伦理学。圣约翰大学校方希望以这样的课程改革来影响和培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该校学生。同时,在文学领域也注意积极引导其学生将眼光和意趣从帝王将相转向普通民众。此外,实验心理学、伦理学课程的增设,也符合了社会巨变时期由于人际伦理关系的急速变化所引起的人们心理适应问题,以及对于心理调适和心理辅导的需求。这一改革所蕴涵的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思维理路为圣约翰大学以后的课程改革奠定了基调。
1911学年,圣约翰大学的外语类课程也采取了比较大的改革举措。首先,此前四个学年均有设置的拉丁文此时迟至第三学年方才出现。……其次,原定第一学年拉丁文、图画两门习否听便,第二学年拉丁文、化学、理财学3门“能兼习者听,否则必须认习1门”,第三学年拉丁文、法文、德文和测量、圆锥曲线八腺、社会学5门“能兼习者听,否则必须于拉丁文、法文、德文3科中认习1门”,第四学年拉丁文、法文、德文和测量、圆锥曲线八腺、工学、物理学、教育学、万国公法9项能兼习者听,否则必须于拉丁文、法文、德文3科中认习1门。
如果学生学力不足,那就只能在保证完成每周一定课时量学习的前提下,于3门外语中选择1项了。大概愿意作出如此选择的学生数量比较多,所以1911学年进一步改革为:第一学年法文、德文必须认习1门,第二学年可以在史学、化学、三角和法文、德文5项之间“听人自择”,但欲进医学科者“必习化学”,第三学年算学、国政学和拉丁文、法文、德文5项“听人自择”,但对于外语学习门类开始作出限制:“至拉丁文、法文、德文3科中只可认习1门”,第四学年圆锥曲线八腺、物理学、伦理学、实验心理学和拉丁文、法文、德文“听诸生择习”,但是拉丁文、法文、德文3科中也“只可认习1门”。
仅仅时隔一两年,外语学习就从“必须认习1门”转变为“只可认习1门”,它反映出圣约翰大学学生对于外语学习的高涨热情,也说明圣约翰大学不是纯粹的外语学校。外语只是一种语言工具。圣约翰大学上述外语学习管理经验也可以启示后来的办学者:只要课程设置者和管理者的头脑足够睿智、思维足够清晰,学生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学生群体的人才结构就会朝着比较合理的方向发展。如此,才不会造成人才个体知识结构的片面失衡,也可以避免某种人才群体的积压与浪费。
在1911学年的圣约翰大学文艺科中,还设立了不少格致类的课程,如格致、物理学、算学等。这是在学科设置由原先文理不分的普通科细分为文艺、格致两大学科的前提下,校方在顺应学科分化趋势的同时,并在课程设置和管理方面采取比较切实有效的举措,细心去帮助学生树立文理科交叉的科学学习理念。
与上述文理科贯通的改革理路相呼应,1911学年的格致科也在以理科课程为重的前提下,设立了一定数量的文科课程。其属于理科的课程主要有:格致类(化学、重学及实验性理学、体质学与应用体质学、吸电学、热光学、定物本之多少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炼法)、算学类(代数学、平面与实体几何学、平面与圆体三角学、圆锥曲线八腺及推算要注、测量及重学)以及技艺图画、绘图样等。属于文科的课程主要有:史学(法国历史、德国历史、英国政治史)、文学(泰西文学史及诗集、西国名剧)、文法(文辞法程、作论说)、语言类(德文、法文)等。圣约翰大学校方在理科适当设置一定数量文科课程的举措,有利于理科学生借助这些课程的学习,养成基本的人文素养。
1911学年圣约翰大学的医学科也发展为文医兼修制度。愿意兼习医学科的学生,可以在第一、第二两个学年学完圣约翰大学文艺科课程之后,开始兼习医学科课程。其课时安排为:医学每周11课时,文艺科每周9课时。至文艺科高级卒业时,可以得到文艺科秀士文凭。医学科本身学制为5年。其中文医兼习之头两年在圣约翰大学本部上课,后三年则移居同仁医院“专习诊视,借资历练”。医科5年毕业后,授予医学博士文凭。
颇有意味的是,圣约翰大学校方对于跨学科兼修问题首先考虑到的并非理医兼习而是文医兼习。这与对人的复杂性的认识有关。人除了生物属性外,还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心理活动。这些决定了未来的医生——医科学生在熟练掌握精深的医学知识以外,还有必要通晓一些基本的人文知识,具备基本的人文关怀。何况,此时的圣约翰大学文艺科已经在文理贯通的课程改革中,开设了若干理科类的格致、物理、算学等课程,并且规定:如果打算以后兼习医科者,必须学习化学。这样接受了若干理科知识学习和训练的文科学生再选择习医,显然和纯文科生的知识结构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更加能够适应医科学习的需要。
结论
通过对清末圣约翰大学的系科设置与改革概况的阐述,不难看出:圣约翰大学在新学传播方面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一方面尽力借助学科体系实现新学传播的初步体系化,另一方面关注学生文理科知识的相对平衡、知识和技能的相对平衡。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及于对中学知识的传授。但这一切确实都是在中西学分斋制度下完成的。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制度化教育改革刚刚开启之际,圣约翰大学已经积三十余年的新学堂办理经验,在西学课程体系的建立和处理中西学教学关系的制度建立方面均为国人提供了可资追摩的范本。它提示人们:中学和西学是可以在新式学堂的教学体系和制度中和平共处的;传授西学绝不意味着放弃中学;中西学并重才是在华办学的正确方针,也才是中国学生应有的知识结构。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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